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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台湾已成为鸦片走私活动猖獗的地区之一，英国鸦片贩子渣甸、马地臣等人一再鼓吹占据台湾。英军发动侵华战争时，台湾也成了他们侵略的目标之一，在1841年9月和1842年3月，英军两次进攻台湾，都被台湾军民击退。

这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鼻子也嗅到了台湾这块肥肉的香味。1853年，美国商人基顿·奈伊写信给美国驻华代办巴驾，建议美国政府出兵占据台湾南方的红头屿，作为经营太平洋航运的基地。1854年，美军上校阿波特率军舰前往台湾调查，回国后，他的上司贝理根据他的报告，力主美国占领台湾。同年，美国驻宁波领事哈利斯也建议美国用钱购买台湾。

1856年，巴驾写信给美国国务卿，主张美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动荡形势，出兵侵占台湾。1857年，巴驾又为此事大肆活动国务院和驻香港的美国舰队司令。但这时美国的海军力量有限，所以未能采纳这些建议。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由于战败，被迫与英、美、法、俄四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增开包括台湾的安平和淡水在内的若干通商口岸。不久，台湾的鸡笼、打狗（今高雄）又被增辟为通商口岸，共为四口，于1862-1864年先后设市开关，由外人担任的税务司管理，英国并在淡水、平安、打狗（今高雄）三地设立领事馆。

1867年，美国驻香港领事阿伦，借口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台湾海面失事，遭到当地土人的袭击为由，建议美国出兵夺取台湾。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则通知美国舰队派遣军舰前往台湾。但美军在登陆时遭到土人的狙击，不敌而狼狈撤退。只有随同前往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却趁协助台湾当局善后之机，深入当地侦探情况，以做日后侵略台湾的准备。

1868年，英商必麒麟因不满台湾当局的樟脑官营政策，挑起了樟脑战争，英军袭占安平一星期，以此要挟台湾当局放弃樟脑官营，使外商得以控制台湾樟脑的生产和输出。

1865年，曾任俾斯麦内阁内务部长的爱伦堡伯爵在报纸发表文章，主张德国出兵占据台湾，作为德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这种主张虽然没为当时的德国政府采纳，却在1868年由一个叫美利士的德国鸦片商人来实施了。美利士勾结一介英国樟脑商人荷恩，擅自强占和开垦苏澳以南34公里的大南澳溪入海处。

由于台湾当局的坚决反对，这两个人才被迫于1869年撤出。

1874年，日本政府利用1871年疏球贡船遇风漂至台湾，遭到当地土人杀害的事件，在李仙得等人的怂恿下，以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事务都督，率军侵台。但遭到清政府和当地民众的反对和抵抗，侵台日军进退维谷，在接受清政府以抚恤和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的50万两偿费后，狼狈撤出台湾。

在台湾开港前后，外人纷至沓来，其中除英国设有领事馆外，在台经营的外国洋行有数十家，包括英、德、美国三国的洋行，至于三国的商船军舰，更是往来络绎不绝。

但在此期间，却没有一家法国商行、一个法国商人、一艘法国军舰或一只法国商船来到过台湾。只是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者才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台湾。

光绪九年九月，清政府指示驻守北宁的援越桂军准备还击前来进犯的法军，为防备法军来华寻衅，需先事戒备，特别是法国军舰随时会袭击的沿海各地。

十月二十一日(11月20日)，清政府指示包括福建在内的沿海沿边督抚备战：

“法军既屡挫于刘团，不无顾忌。或以不能逞志于北圻，竟以兵船内犯，冀图牵制，则沿海各口难免惊扰之虞。若待事势紧急，始谋备御，必至贻误戎机。要求他们：“将应如何修筑炮台，储备军械，慎选将领，调拨兵勇之处，逐一详细筹划，迅速办理，务期缓急足恃。”

早在发生日军1874年侵台事件后，奉旨前往台湾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便决心从防御外寇的角度出发，大力整顿台湾防务。

1875年，他奏请将驻防台湾的勇营裁汛并练，“盖分汛裁撤，则骄擅诈扰不禁自除，并营操练，则次弱补强，渐归有用”。

计划除驻扎澎湖的两营不动外，将驻扎台湾本岛的15营，拟仿湘淮军营制归并，以500人为一营，将台南、凤山、嘉义三营调至台南府城，合府城三营、安平三营为一支，专顾台湾、凤山、嘉义三县一带。其北路协副将所辖中右两营、合鹿港一营为一支，专顾彰化一带。

艋舺、沪尾、噶玛兰二营为一支，专顾淡、兰一带。这是分区分军防御的雏形。沈葆桢并在各处重要海口，仿照西式修筑炮台，设置西式大炮，于1875年筑成安平、旗后、东宫、妈宫、大城北等炮台。第二年，又筑成沪尾、基隆炮台。清政府并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1881年，中俄因交收伊犁事产生矛盾，俄国军舰驶往日本海面向中国示威，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清政府惟恐俄舰侵扰台湾，急调“久历戎行，谙习兵事”的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责成他将台湾防务悉心筹划，务期有备无患。

岑毓英到任后，马上赴台湾筹防。他认为台湾兵力有限，备御难周，防务“当以省刑薄敛，团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而行，不可偏废”。

他在沈葆桢整顿台湾军务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分区分军防御的方案，将留台兵勇及原存制兵共一万一千数百名，除留守澎湖暨各海口及前后山外，拟分为三小军，一扎台南，一扎台北，扎中路之彰化县，“无事则认真操练，有事则互相应援”。

但是，等到中俄改约议和后，中法衅起之时，岑毓英又被调任云贵总督，离任前将所携黔产开花铜炮八位留在台湾使用，台湾防务便主要落在赏加按察使衔的台湾兵备道刘璈身上。

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投入湘军左宗棠麾下。

以功荐道员，到浙江候补。沈葆桢治理台湾时，札委刘璈为营务处，参与筹划防务，有奏称他：“识力过人，情形熟悉，实为台防不可少之员。”

左宗棠西征时，奏调刘璈到营，曾委署甘肃兰州道。岑毓英筹办台防时，刘璈已升任赏加按察使衔的台湾道，成为岑毓英的得力助手，也有奏称：“该道晓畅找机，熟悉情形。”

光绪八年四月十二日(5月28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荐岑毓英调署云贵总督时，也称：

“臣闻李鸿章言，现任台湾道刘璈有独当一面之才，若能查照昔年姚莹任台湾道时故事，略重事权，责以成效，则刘璈得展其才，台事亦可期就理。”

中法衅起，清政府下令整顿海疆防务后，台湾自然包括在内。

接旨后，福建督抚将军一面在台防原存兵勇数额基础上，檄饬镇道酌量添募四营；另一方面又要求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协防。

并提出：

“台湾道刘璈前在军营历练有年，抵任以来，汰换营勇，不辞劳悴。此时另派统领赴台，既恐事权不一，亦复雄得其人，所有台地防务，应即责成该道相机妥筹，随时报明办理。”

清政府纳奏，于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2月18日)指示左宗棠：

“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归刘璈调遣，以厚兵力。”

实际上，除光绪九年底准台湾镇道酌量添募四营外，后又准刘璈回湖南招募三营，左宗棠则派杨在元、杨金龙率湘淮勇各一营渡台助防，福建督抚也派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所部擢胜三营渡台驻守淡水、基隆一带。

当台湾镇总兵吴光亮因被刘璈排挤，调省另候委用时，淮将章高元署理台湾镇总兵，也率所部铭武二营渡台，统领中路防军。这样，连添募加增调，共给台湾补充16营士兵。

刘璈既然重任在肩，便根据以往跟随沈葆桢、岑毓英办防的经验，很快就提出一整套筹防方案：

一是广泛发动和团结民众，共同办防，办法就是举办多层次的团练。

光绪十年四月，他曾将举办团练的详细章程上禀福建督抚，虽遭驳回：“办原不可少，惟行之于用兵之时则可，现在尚未失和，不宜宣布。”

但既有此基础，以后要举办就容易了。

据说，到战事既开后，刘璈马上邀集台南绅民，按照前订章程举办团练，其法如下：

于府县城内设一总局，东西南北中部各举团练一人，归总局经理。城外各乡远近不一，大约以周三四十里为分局，任以团总，副以团佐。闽、粤人之聚居者可设族团，族长主之。凡团内壮丁皆注于籍，分为义勇、练勇、团勇。义勇常驻局中，逐日操练，月给粮金四元八角：练勇按旬一操，每次给银二角，其费皆由铺户捐之，练勇八名抵义勇一名。不归捐者为团勇，自备口粮，每月赴操一次。由局豫选明干义勇为百长，以带练勇，又由练勇选什长，以带团勇。衣装旗帜，捐户备制，各分其色，以绅辨别。其有胆略过人，愿赴前敌，准其自告，别编一册，由县会营，申明号令，随军出战，不与前锋，虑乱行也。信赏必罚，昭示鼓励。从前犯法之人，如能改过自新，以功抵罪，办团绅士，别为请奖。

夫团练之设，所以自卫也，在城守城，在乡守乡，足供行军之不逮速。后来，刘铭传在台北，也仿此举办团练，各府厅县设总局，以名望绅士理之。下设分局，各乡置团，划为一段，以卫乡里，严守望，诘盗贼。

在日后的抗法战争中，这些义勇、练勇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台湾居民中有相当部分是渔民，刘璈又制定渔团章程，将渔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参加抗法战争：

其办法则于海口陆团派委团绅一名，会同水营管带，编选渔户清册。每船每筏给以白布小方旗一面，上书某路某口几甲几牌几号之船，凡近海10里以内，或200名、300名、400名联为一团，派管带、帮带各一员以统率之，每哨置正副哨长。又于水勇之中，每船派充什长一名，每筏伍长一名。每哨配船四只、筏八只，无筏者即用小划。其船逐月租价七两，筏一两四钱，衣旗军器由官给发，每旬逢五操练一次。无事之时，仍准出渔，有事则分哨守战，以与陆团策应。如有勾通外寇，泄露军情，潜为引港者，杀无赦。又按原详水勇名数，由各路挑选泅水精壮渔民，先后招募成军，以固要防。

由于渔船与法舰相比，优劣相差悬殊，所以在实战中，水勇渔团所起作用不及陆团大。大概以后用民船运输及与内地联络等事，都可由水勇渔团来完成，刘璈这样广泛地举办陆团和渔团，对于支援前敌，巩固后方，严防内奸，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法战争，无疑是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是完善和实施沈葆桢、岑毓英的分区分军防御的方案。

即将驻台各军分为五路防守：

前山自恒春至凤山及台湾县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5000名，由台湾道刘璈统领；由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3000名，由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统领。

后章高元调赴台助防，则由刘璈兼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4000名，由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统领；后山自花莲港、卑南至凤山界为后路，统军1500名，归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3000名，归署澎湖协副将周善初领之。

“各路所统之军，分半扼守，余作游巡，临时自为战守，并救应他路，是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

经过这样一番布置，刘璈认为台防已有把握，遂于光绪十年四月得意洋洋地上禀福建督抚称：

台湾本有为之地，为之亦非无把握，端赖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权，则事可得为，地方亦可制治。今筹防分派五路，因地制宜。其南路、中路、后路的新旧营勇，皆经职道挑选，训练紧严，及另备活营，皆属器精兵锐，能战能守，兼以水陆团练，认真操演，虚实互用，三路陆防固已可特。如能得前路、北路一律整齐，则不患台防之不振。故前详不求角力于海中，只求制胜于陆上，则以陆防之权固操自我也。夫权在我，则敌由我制，五路防军虽分犹合，运用皆可自如。

刘璈的防台准备，就万无一失、固若金汤了吗？

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与日后的战事相比，可见刘璈的部署有着如下的弱点：

守军的器械不精，训练不良。

在刘璈关于台防的多次禀陈中，只强调治人、治法、治权，却很少强调武器装备。他的部署，基本只是具体实施岑毓英的三点措施，却未能针对未来的战争筹划出具体的对策。

这说明他仍是用引旧的军事思想来看待新的战争，只强调民心向背、军队数量等传统因素，却没能看到在使用热兵器的近代战争中，武器的优劣，尤其是新式大炮的有无，对于决定具体战斗的胜负所起着的重要作用。

在刘璈的防务部署中，武器装备完全被忽视了，后来，刘铭传奏参刘璈，没能及时更新和充实台湾防军的武器装备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台湾道刘璈到任以来，全台饷需军务一手把持，既总台澎营务，又统台南各军履台数年，不但台北、澎湖毫无布置，即台南安平、旗后两口，除沈葆桢前筑炮台外，竞未添一营垒，未筑一炮台，每年巨款虚廉，未购一精利枪炮；台南各军不闻操练，徒借捏截旷以掩虚冒，至各营空额日多，是军务之坏自刘璈始。

由刘璈直接掌管的台南防务尚且如此，他人分管的各路情况就更糟了，刘铭传奏称：“臣渡台时，军务废弛已极，军装器械全不能用，炮台营垒毫无布置。”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防务，又怎样能抵御和战胜法军呢？

防御重点不突出，南北轻重倒置。

台湾孤悬海中，敌舰四面可至，从理论上说，则处处可以登陆。刘璈的分区分军防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设。但在事实上，台湾东西两面的地势都不宜舰船的停泊，只有南北两端，才是天然的良港，因而历来的外敌侵台，多从这两个方向着手。其中台南台北又有区别。

在此之前，因刘璈建议从台南移分巡兵备道衙门于别处，台北知府林达泉曾撰文《全台形势论》，认为：

“从全台形势来看，台南地处下游，未若台北之地据上游，控制全局；台南逼处海滨，地势卑薄，台北则平原沃壤，并有山水形胜，实为天府之域；台南泉尤不洁，台北则泉脉甘美；台南所产，以糖为巨，台北则菁华所萃，富庶甲于全台；台南的安平、旗后两口岸，一险一淤，通商实无大益，台北的基隆、沪尾二口，占全台通商十之七八：台北邻近省会福州，台南则远而且险，台北易与内地联络。

夫就台论台，台北之胜于台南者四；就闽论台，台北胜于台南者亦二”。

因而断言台北很快会取代台南成为全台的政治经济中心。

加上台南筹防自荷兰人开始，历时已久，易守难攻；而台北的基隆、沪尾防务草创，易攻难守，是全台防务的薄弱点，最易为外敌选作突破口，应该给予重视。

而刘璈对此毫无分析，抱残守缺，以为台南当时为全台政治中心，因而萃全力于台南，其南、中、后三路土兵共万余人，实为拱卫台南而设。

对台北防务，只是敷衍了事。

无怪乎刘铭传履台之始，就参劾刘璈部署不当：

“查全台防军共四十营，台北只存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曹志忠所部六营而止；台南现无大患，多至三十一营。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

显然，刘璈的部署是无法抵御日后法军对台北的进攻。

从刘璈的吏治政绩来看，他无疑是个能吏，但他本身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倚仗左宗棠湘系的势力，飞扬跋扈，凌驾他人之上，甚至连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何璟也不放在眼里。

对于后来得任福建巡抚的刘铭传，刘璈更是视若无人，不肯折节。

他除了背后打小报告，利用撤出基隆一事大肆攻讦刘铭传外，对于一些有关台防的大事，如募捐、与法人交涉封口、建议出卖个别地方给德国等，都不向刘铭传禀商，即自行奏请办理。

光绪十年十月十四日(12月1日)，刘铭传就电告清政府：“刘璈近更跋扈，自行发折奏事。”

于是，在台湾防务刚有头绪，就发生了刘璈与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不和的严重事件。

原来，台湾情况特殊，因而台湾道职权很大，不但例赏按察使衔，而且可以专折奏事。康乾年间还时常兼理提督学政。

道光四年十月，始加营务处，领给督办军务关防，得以调度戎机，奏行赏罚，俨然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然而，台湾镇总兵为挂印总兵，统率师干，权在阃外，不管台湾道有何名义，军队大权仍在总兵掌握。

这样，道镇职权重叠，容易产生矛盾，中法衅起后，刘璈被责成筹办台防，但职权并不分明。福建督抚迫于左宗棠的势力，只得将吴光亮调省另行委用，但并未委任刘璈督办全台防务，反而借口“台南北相距甚远，军情瞬息变迁，恐台湾道刘璈鞭长莫及”。将台北防务责成孙开华督办。结果，台湾防务仍未能做到统一指挥，不利于全力对敌。

此外，刘璈毕竟地位低微，对内既不能号令职权相埒的诸将，对外也不能催促各省督抚应援，则到作战艰难时刻，很难指望他能领导台湾军兵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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