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鱼

编辑|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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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朝时期，于大定六年在中央添设“太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

世宗时期金朝社会趋于稳定，所需志士和有才能之人增多。

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教育的重视也随之提高，希冀通过教育培养大量具有符合统治意志的人才。

太学的设立突破了国子学对于招生对象的限制，从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至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皆能够接受教育，进一步扩大接受教育人群的比例，覆盖面积更加广泛。

群体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宣传儒家思想，使得儒家思想不再只受众于小部分人群，惠及范围愈广，培养的人才则愈多，愈加利于稳固统治。

教育机构的设立后，往往依托于儒家典籍深入展开教育活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现代的教科书。

而金朝作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儒家典籍的来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金朝初期，太祖、太宗通过对外战争获取，《金史》记载“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围攻汴城时刘彦宗曾对宗翰、宗望说“萧何入关，秋豪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

宗宪跟随宗翰攻占汴京城时，众人纷纷取金银财宝之物时他却“独载图书以归。”

金人在攻打北宋，俘获宋朝两位皇帝时更加不忘将图书典籍带回金朝境内“圭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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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金朝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既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无完备的典章礼乐制度，故而只能收集他国的历史图籍“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

另一种为金朝中期，世宗、章宗时期通过多种渠道购买搜集典籍。

章宗时期，明昌五年“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缺书籍。”崇文总目是宋代官方撰写的书目汇编，按四部即经史子集的顺序划分。

金章宗即代表官方意志，他主动搜寻文献典籍以备金朝之用，对照总目购入所缺书籍，如此一来积累至金朝后期所藏典籍数量灿然可观，使得后人不禁发出慨叹。

如《浑源刘氏世德碑》有云:“有国虽余百年，典章文物至此比隆唐宋。”

搜寻典籍为顺利开展儒家思想教育提供可能性，官学教育是政治统治的倒影，其侧重的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以及经、史部分，并对版本作出明确要求。

《论语》和《孟子》中都蕴含着着孔子、孟子对王道政治的深刻见解，其中孔子讲究明王以道，主张以民为本，强调教化的作用，重视五常思想即仁义礼智信。

孟子认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传递民贵君轻的思想，肯定教育发挥的教化作用更加利于五常思想的传播。

王通一生仰慕孔子，其二人皆生活在较为动荡的时代，故作《续六经》，向弟子讲学之时都以此为教材。

在与弟子教学过程中首先明确学习六经的用途，“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足以可见官学教育中教材的重要性。金朝明确规定学生学习《孝经》与《周礼》的版本，孝道与礼制均属五常思想，这表明了虽选取不同书籍，但无不蕴含着借此来传递王道与五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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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代儒家思想影响程度最深的思想家王通则认为研习经典有助于人明王道、知礼乐之效用。金史所记载的教学内容都紧紧围绕王道与五常展开，通过教育来传递儒家思想。

综上所述，王道与五常思想始终贯穿着汉族官学教育，并逐渐放宽招生条件的限制。

这既有利于培养人才，宣传儒家思想精髓，又彰显了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使得明王道、重五常的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统治区域遍地开花，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

金朝的儒家教育为统治者所重视，从金朝初期零星开展至中期范围不断扩大，使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

为补充和储备后备人才，金朝中期在地方设置府学、州学、县学等。金世宗即位后，于大定十六年始创府学，《金史·选举制》中记载“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

此十七处正史中无明确记载，但不难看出招收人数众多，甚至已经超越“太学”生。地方的府学大规模扩招，从一定程度来讲惠及群体更多，增强参与感，为王道与五常思想在统治境内的传播提供必要条件。

府学得以入学之人为“初以尝与廷试 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需要满足两种条件方可进入，一种是远房皇室宗亲，另外一种是曾经参加过廷试或省试落榜之人。

如此既保证了远房宗亲受教育的机会又为落榜者提供再教育的场所，尤其对于宗室子弟来说，通过学习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思想可以更好地恪守本分，树立忠于爱国的观念，利于金朝社会秩序的稳定。

大定二十九年进一步扩充府学，由原来的十七处增多至二十四处，“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

分布地多在大兴、开封、太原、济南、辽阳、河南、京兆、凤翔等汉族人口分布密集处，但未涉及女真人的隆兴之地上京。

究其原因，其一为汉族聚居区域政治经济水平发达，其二为汉人的文化素养普遍通常高于女真人。

因此，统治者意图借府学多吸纳招揽汉族人才，储备人才力量。除府学外，在地方设立州学，越向基层分布越为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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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大定年间“后增州学”，州学相比府学的招生条件限制又宽松许多，得以接受教育之人成倍增长。

《金史》言“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曾孙，余官之兄弟曾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

保障了五品及以下官员兄弟子孙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兼收先圣子孙及特定数量且经过府荐至免试的士子。

金朝统治稳固后继续扩大州学范围，增加养士之数，大定二十九年“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

节镇学则为在节镇州处设置的学校，共设立三十九所节镇学，招收人数六百一十五人。

金代中期在汉族地区开展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学校，不但覆盖了更加宽广的行政区域，而且放宽了受教育人群的限制，为形成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奠定良好基础。

通过设立金代中期官学教育，使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得以学习儒家经典要义，知晓王道政治与五常思想，最大限度的发挥着教育的教化作用。

这既为金朝统治者储备通晓儒家思想要义的人才，又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巩 固政权的统一提供有生力量。

女真人本为渔猎民族，在建立王朝初期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通行文字多为汉字或契丹字，更将辽朝的契丹文字作为官方通用文字。

方至金太祖时期命完颜希尹作女真大字，金熙宗时期乃制女真小字，此后女真人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两种皆通行。

有了女真字后金初太宗时期便设立女真学，选取各路出众子弟进京学习，学成归来至各地方任女真学教授。

熙宗、海陵时期出现了女真学教育的雏形。因女真人对于文字的认知时间较晚，使得女真人接纳儒家思想教育的程度稍显落后。

金朝皇帝吸取前朝衰亡的经验，加之自幼习得儒家经典，自然深知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长久昌盛的根基在于思想的武装，因此开展儒家思想下的女真官学教育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