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保守乌莱玛对巴哈伊教徒持敌视态度，其主要原因是巴哈伊教对什叶派教义的质疑。第一，巴哈伊教义被什叶派看作异端邪说。

其渐进启示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是按周期递进发展的，新时代必然会来临，并会取代旧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与制度，一个时代结束时，其相应的旧制度和法律也会被淘汰。

《旧约》、《新约》以及《古兰经》都是不同时期的产物，而伊斯兰教时代即将结束，巴哈欧拉作为新的先知，将会带领人们开创一个新时代，巴哈伊教经典也会替代《古兰经》。

总而言之，巴哈伊教认为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古兰经》、乃至伊斯兰教应该被代替。

并且，伊斯兰教进一步指出，安拉在不同时期曾向不同民族派遣过许多使者，他们都是安拉特选的，受到过安拉启示，负有传播宗教使命或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宗教的人。

他们能力超凡还能显示种种奇迹。穆罕默德不仅是使者，而且是先知的封印使者，在众多使者中具有特殊显赫的地位。

另外，伊斯兰教强调《古兰经》的至高无上，它认为安拉曾给每一个使者降示过一部经典据说前后共降114部天经，古兰经是安拉降示的最后一部真经。

即114部天经之中，只有《古兰经》才是唯一神圣的、最完美无缺的经典，跟天上的经文原型完全一致，穆斯林应予确信和遵行。

因为这是安拉的语言、伟大的奇迹。所有的人和精灵通力合作也创造不出如此的妙文。

而渐进启示观既否定了安拉的唯一性，穆罕默德的至高无上，又否定了《古兰经》的不可替代性，这些在伊斯兰教文化里是不可容忍的。

不光是乌莱玛，所有的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也难以接受，尽管有一部分社会精英人群赞赏巴哈伊教，但这仅仅局限于它的现代化改革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赞赏巴哈伊教的人群也并未完全接受巴哈伊教，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现代改革思潮来看待，但是其宗教信仰永远是伊斯兰教什叶派。

第二，巴哈伊教反对宗教势力介入国家政治，赞颂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政治模式，这是公开反对19世纪正在实现政治化的乌莱玛的政治诉求。

巴哈伊教认为宗教势力介入到国家政权会引发混乱，西方的宗教改革避免了这一点。

而19世纪伊朗什叶派乌莱玛正在政治化的道路中努力，他们从萨法维王朝时期已经在积蓄力量，渴望登上政治舞台。

正因为是这样保守乌莱玛他们迫害巴哈伊教徒，反对巴哈伊社团的社会活动，处处限制排挤他们。

目前搜集到了恺加王朝时期伊朗巴哈伊教在德黑兰、呼罗珊、伊斯法罕、亚兹德、吉兰等省受镇压的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本身的考察，可以认识对巴哈伊朗宗教势力对巴哈伊教徒的态度。

伊朗政府和宗教势力是镇压巴哈伊教的主要力量。以德黑兰为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里发生的镇压巴哈伊教徒的事件全部是政府和宗教势力主导的。

19世纪70年代，镇压事件的主导者是米尔扎·卡姆兰王子。80年代是由伊朗国王纳赛尔·丁主导的，他晚年对巴哈伊教起了疑心，组建了秘密警察组织，以监控巴哈伊教徒。

19世纪90年代，共有5起镇压事件，2起是地方教长发动的，1起是当地毛拉发动的。其他两起镇压事件的主导者则没有记载。

20世纪共有4起镇压事件，其中2起镇压事件是由当地的宗教人士发动的，还有1起的主导者没有记载。

另外1起镇压事件是当地不知名的暴徒发动的。此外，镇压事件频次也比较高。

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自19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末一共有多少次镇压事件，但是凡是有巴哈伊团体分布的省份没有不受到镇压的，德黑兰是巴哈伊教徒聚居的重要地点，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对巴哈伊教徒的镇压每10年都会发生。

19世纪70年代，伊斯法罕大概有2000多名巴哈伊教徒死亡，1874—1921年间，大概发生了19次镇压事件，有15个巴哈伊教徒死亡。

伊朗政府对巴哈伊教的态度是以镇压为主，这里有历史原因。伊朗国王把1852年刺杀事件的仇恨转移到巴哈伊教上。

纳赛尔丁·沙在位时对巴哈伊教全无好感，其原因不是他对巴哈伊教本身的排斥，而是痛恨巴布教派。

尽管巴哈欧拉早已脱离巴布教派，并且在19世纪60年代创立了新教，但不论是伊朗，还是中东其他地区的统治者和精神领袖，他们都把巴哈伊教等同于巴布教派。

伊朗政府搜集德黑兰巴哈伊教徒名单时称他们为巴布教徒，在中东其他地区的人们都不认为巴哈伊教徒和巴布教派教徒有本质的区别。

1852年的刺杀事件让纳赛尔丁国王刻骨铭心，尽管后来巴哈伊教奉行温和的政治主张，也并未受到纳赛尔丁国王的注意，在他眼里巴哈伊教就是巴布教派徒，而巴布教派刺杀国王的滔天罪行不容抹杀。

事实上，任何一位恺加王朝的君主都不会承认巴哈伊教合法，更不会把它作为主流宗教，这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

一方面，伊斯兰教什叶派是维护恺加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如果国王承认一个在教义上有悖于伊斯兰教的宗教，这会破坏政权的合法性。

恺加王朝的建立者并未像萨法维王朝的君主自称是伊玛目的后裔，只是声称自己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强调自己的世俗权威。

借助自萨法维王朝后期以来影响力日渐增强的什叶派乌莱玛，来证明王权统治的合法性。

因此，恺加王朝的君主需要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绝对不会承认与伊斯兰教什叶派信条相悖的巴哈伊教合法。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什叶派对恺加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所以国王也需要什叶派乌莱玛的支持，因此极度倚重他们。

近代伊朗历史的一大特征就是教权和王权的明争暗斗，尽管这样政教关系仍然是斗而不破、相互妥协。

这是由于乌莱玛享有绝对的宗教权威，掌握着无可比拟的宗教话语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伊朗国王与之关系和睦，则会为自己的政权增加稳定因素，如果与之不睦，乌莱玛的宗教权威和社会动员能力将会威胁恺加王朝政权。

穆扎法尔·丁即位的时间正处于伊朗宪政革命前，乌莱玛联合宪政主义者处心积虑地对付他，如果他宣布承认巴哈伊教合法。

那么在政教关系的博弈中，乌莱玛完全可以像在烟草抗议中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左右舆论，宣布国王为异教徒，不战而胜。

另外，穆扎法尔丁虽然在宪政革命期间想获得巴哈伊教徒的支持，但是巴哈伊教徒在他的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与乌莱玛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换句话说，国王得到巴哈伊教的支持无害但未必能得到多大利益，而一旦因此失去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或激起反对，这会给自己带来政治灾难。

总而言之，由于巴哈伊教渐进启示观与伊斯兰教信条的冲突，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只能将其作为一种进步的现代化改革思潮来接受，而无法将其作为宗教信仰。

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什叶派乌莱玛、恺加王朝君主的政治诉求不符，有鉴于此，巴哈伊教在伊朗的命运只能是受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