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巴哈伊教与巴布教派的显著区别是它放弃了暴力手段，转而与伊朗政府和谐相处，这是巴哈伊教对巴布教派运动反思的结果，对其发展环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巴哈伊教对伊朗政府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两点。第一，它并不反对伊朗国王的统治。一方面，巴哈欧拉教导教徒“不论在哪里，都不要引发叛乱，要对政府忠诚友好。”

事实上也是如此，恺加王朝时期巴哈伊教徒为了在伊朗生存下去，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反政府活动。

1852年，刺杀纳赛尔·丁事件仅仅是巴布教派激进派参与，与巴哈欧拉为代表的温和派无关，此后他们更没有与政府对抗。

另一方面，巴哈伊教徒倡导现代化改革，但并不反对国王的统治。巴哈欧拉赞扬君主立宪制：“尽管共和制的政府给人类带来益处，但是庄严的国王制却是显圣者的象征”。

宪政革命期间宪政主义者、阿加里派和乌莱玛都站到了国王的对立面，而巴哈伊教徒却没有反对国王。

第二，与阿加里派不同的是巴哈伊教主张远离国家政治，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在改造社会的方式上，巴哈伊教徒通过兴办现代化教育、推动妇女运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来改造社会。

而不是像阿加里派那样热衷于进入政府高层通过政治手段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巴哈伊教吸引了广泛的信众，这仍然与他们远离国家政治的主张密切相关。

阿加里派吸引的人群高度集中在社会精英中，尤其是政府官员。巴哈伊教所吸引的人群范围更大，不仅有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富有商人等社会精英阶层，还有很多的普通民众。

因为阿加里派倡导的进入国家政治核心，通过政治手段改造社会的主张，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去实践的。

而巴哈伊教主张远离国家政治，通过间接方式改造社会，这贴合普通人的生活实际，所以这些人会选择巴哈伊教。

伊朗恺加王朝的社会精英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庇护巴哈伊教徒。

恺加王朝是由卡扎部落首领阿迦·穆罕默德联合其它部落建立的一个政权，其实质是部落联盟。

到法塔赫·阿里·沙和纳赛尔·丁统治时期国家机构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很不完善，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依然孱弱。

而社会精英们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独立性。

部分社会精英们被巴哈伊教的改革思想所吸引，巴哈伊教之所以能够在高压中生存，这与他们的庇护密不可分，与巴哈伊教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地方政府官员、开明乌莱玛、大商人。

地方政府官员里行省总督是扶持巴哈伊教的重要力量之一，其构成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恺加王朝的个别王子，国王希望他们学习治国理政，从中选拔优秀者继任皇位。

法塔赫·阿里国王分别指派王子阿巴斯·米尔扎掌管大不里士，侯赛因·阿里·米尔扎掌管设拉子，穆罕穆德·阿里· 米尔扎掌管克尔曼。其二是一些部落首领。

恺加王朝政权起初本身就是部落联盟，君主对地方的管理几乎完全仰仗他们。其三是国王指派的一些有才能却无背景的人担任长官。

阿迦·穆罕默德曾指派出身设拉子商人家庭的哈吉·伊本哈姆·汗掌管法尔斯省，还指派杂货商穆罕默德·侯赛因·汗·阿明·道莱管理伊斯法罕。

19世纪初，伊朗俄国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规定俄国商人对伊朗贸易只需要缴纳5%的税款，这引来了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纷纷效仿。

而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强加给伊朗商人名目繁杂的税种，这使他们在与西方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西方资本在伊朗迅速扩张，使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中，伊朗商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世纪30年代，大不里士的商人要与伊斯坦布尔通商就必须利用信贷为大量的欧洲进口货物提供资金，否则就没有人与伊朗贸易。

另外，1837年，大量的公司倒闭损害了伊朗商人在伊斯坦布尔的信誉，他们只能充当外国公司的代理人。

这并非是伊朗商人不够精明，而是受制于伊朗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客观现实，所以商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倡导改革。

并且在烟草抗议中与新兴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国王的烟草专卖令，后来又支持宪政革命，希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巴哈伊教作为一种现代性宗教倡导改革，同时赞美英国君主立宪，它的兴起和发展完全符合大商人的诉求，自然不会受到他们的排斥。

社会精英们对巴哈伊教徒的支持有三种方式。第一，物质援助。

大商人掌握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巴哈伊团体在城市里修建浴室、图书馆、咖啡厅，兴办学校的资金很多是由大商人捐赠的，虽然巴哈伊教没有规定教徒要缴纳什一税，但商人们的捐赠的都是自愿的。

米尔扎·海达尔·阿里·伊斯法罕信奉巴哈伊教后将自己十分之一的收入捐赠给巴哈伊团体，用于日常社会的开支。

拉希姆·阿塔在19世纪60年代德黑兰适逢饥年时给巴哈伊团体送食物帮助他们渡过了饥荒。

德黑兰零售商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塔起初是巴布教派教徒，去巴格达朝拜过巴哈欧拉后为其思想所吸引，转向了巴哈伊教，被巴哈欧拉指派到德黑兰传教。

其亲属在他影响下皈依了巴哈伊教，后来成为巴哈伊教团体的著名教徒。

他在德黑兰的住宅是巴哈伊教徒开会的地点，被卡姆兰王子的密探发现以后烧毁了他所有的商铺。

第二，推动巴哈伊教的发展和传播。高加索商人阿齐·阿里·海达尔与政府官员联姻为自己的商业提供便利，同时还利用政治资源保护巴哈伊教徒。

他在俄国经商与俄方大使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借此获得俄国居民的身份，负责伊朗与远在阿克的巴哈欧拉之间的书信联系，躲避伊朗政府对境内外书信来往的审查，使巴哈欧拉能够对国内巴哈伊教的发展提供指导。

什叶派乌莱玛贝谷姆见到巴哈欧拉后想修一部巴哈伊教编年史，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40年代的巴布时期到19世纪70年代。

1867年，巴哈伊教的圣地遭到了破坏，贝谷姆便开始致力于保护其他圣地，因此有几处重要的地方才得以保留。

米尔扎·阿斯卡和穆拉·阿卜杜·哈里克·亚兹德是呼罗珊著名的教长，呼罗珊巴哈伊教社团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才建立起来。

巴哈欧拉宣布使命以后穆拉·阿卜杜去巴格达朝拜他之后便转向了巴哈伊教，回到伊朗继续在呼罗珊传教，使这里原先的巴布教徒转向巴哈伊教。

穆拉·萨迪克·穆卡达西既是马什哈德的穆智台希德，也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学生。

1859—1860年，他去巴格达见了巴哈欧拉后，回国开始传播巴哈欧拉的教义，不久后被认定为巴哈伊教徒而被逮捕，押往德黑兰。

他的朋友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开始动用自己作为政府官员或宗教学者所掌握的资源营救他，但他并不愿意出狱，又在狱中待了40天，引导40个人皈依巴哈伊教。

第三，对巴哈伊教徒生命的保护。

米尔扎·穆罕默德·巴齐尔的家族自萨法维王朝时期开始便开始掌管塔巴斯，这里俨然一个半独立的王国，纳赛尔丁统治时期巴齐尔·汗接任总督一职，曾在1858年去巴格达朝拜巴哈欧拉，并且结交了很多巴哈伊教徒。

1882年，纳赛尔丁视察塔巴斯时，接到密报得知这里有很多巴哈伊教徒，便下令搜查逮捕，巴齐尔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给巴哈伊教徒通风报信，帮他们撤离。

19世纪80年代，伊朗巴哈伊教徒仍受到地方政府镇压，大量教徒涌向了德黑兰避难。

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妻子曾负责过巴哈伊教徒的安置工作，他们夫妇把自己的房产让出来，并且另外购买房子安置巴哈伊教徒，他们可以暂住，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巴哈伊街区。

总而言之，虽然巴哈伊教自产生起就受到伊朗政府的镇压，但是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其重要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巴哈伊教为了生存，效忠于伊朗政府，放弃了之前巴布教激进派以暴力与政府对抗的政治主张。

第二，巴哈伊教受到了伊朗一部分社会精英的庇护。近代伊朗处于大变革时期，巴哈伊教倡导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受到了伊朗精英阶层的欢迎。

尤其是新兴知识分子和改革派政府官员，迎合了伊朗人的思想需求，他们和巴哈欧拉、阿博都一起探索解救伊朗的良方。

因此，社会各界精英们被巴哈伊教所吸引，在它的危难之际施以援手。

虽然没有数据资料证明这些社会组织庇护巴哈伊教徒的数量，但是毫无疑问巴哈伊教之所以能够在继续生存，这与他们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