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改革后的巴布教派社团即是巴哈伊教社团的雏形，巴哈欧拉在奥斯曼帝国通过两种方式，与伊朗国内的巴哈伊教社团建立起联系，以指导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巴哈欧拉直接派遣使者前往伊朗去建立巴哈伊教社团。

伊斯法罕的富商——哈吉·穆罕默德去阿克拜访巴哈欧拉，他被指派到伊什卡巴德建立巴哈伊教社团，在他的努力下大约有400人皈依巴哈伊教。

第二，巴哈欧拉为了避开伊朗政府的审查，利用俄国商人在伊朗和阿克之间传递消息。

巴哈伊教社团在恺加王朝时期的发展，经历了巴哈欧拉和阿博都两个时期。巴哈欧拉时期是巴哈伊教的初创阶段，这时巴哈伊教社团的发展并不成熟。

第一，巴哈伊教社团管理体制不完善。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从伊朗国内各地方社团内部来看，没有制度化的商议机构，商讨事务的地点不正规、时间和人员不固定。

比如，呼罗珊的财政长官米尔扎·阿博·哈桑的家里就是当地巴哈伊教徒开会的地方。开会时间由议题而定，参会的教徒同样没有明确规定。

其次，巴哈伊教社团内部的管理体制原始、简单，制度化水平低。

一般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一两个当地有权有势的教徒手中，到了19世纪70年代各地方社团虽然建立了管理体制——“正义之家”，但决策权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转移到两三个核心人物的手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最后，各地方社团独立性强，并没有统一管理它们的组织，处于松散状态，一般直接与巴哈欧拉取得联系。

第二，社会活动沉寂。初创时期，巴哈伊社团只是教徒的安置地和传教中心，在文化、商业等社会活动方面几乎没有大的作为。

恺加王朝政府虽然没有对巴哈伊教严厉镇压，但19世纪60到80年代这段时间巴哈伊教的生存环境比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紧张，这一时期巴哈伊教徒谨慎参与社会活动，即使有教徒参与也属于个人行为，未形成规模。

第三，初创时期的巴哈伊教社团与穆智台希德、政府官员、大商人、部落首领等社会精英们有联系。

但由于巴哈伊教并没有在伊朗社会深入发展，所以巴哈伊团体并没有与这些人完全融合，其性质仍然是一个宗教社团。

阿博都时期，巴哈伊教社团发生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灵体会的形成意味着管理体制的完善。

该机构分为国家和地方两级。国家灵体会是统一管理伊朗国内各地方巴哈伊教社团的组织，直接对阿博都负责。

地方灵体会分布在伊朗的城市、乡镇、村庄里，巴哈伊教徒人数只要超过9个，就可以组成一个巴哈伊教社团。

不论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灵体会都以投票方式选出代表，坚持民主、公平、公开原则。

选举与被选举的教徒不仅包括成年男子还有女子，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倡导男女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为了保证选举的公平性，采取秘密投票制，获多数票的人当选。

还规定选举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得转让，选出的成员都要具备公正廉洁、无私奉献、聪明睿智等品质，要有渊博的知识和足够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巴哈伊教社团事务。

第二，社会活动活跃起来。1896年，纳赛尔·丁遇刺后，其子穆扎法尔·丁继位，这一时期由于巴哈伊教的生存环境更为宽松，由此社会活动全面展开。

巴哈伊教社团吸引了众多教徒，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精英，他们参与到巴哈伊教社团中，兴办现代化教育，发展商业贸易，建立医疗设施、公共浴室、图书馆、咖啡厅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巴哈伊教社团的性质发生变化，体现了巴哈伊教在伊朗的进一步发展。

恺加王朝时期的伊朗存在部落首领、地方官员等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精英群体，随着巴哈伊教在社会的深入的发展，它吸引了这些人群的皈依。

这意味着巴哈伊教团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宗教团体了，而是成为社会精英群体的组成部分。

巴哈伊教社团容纳了广泛的人群。既有政府官员、新兴知识分子、大商人等社会上层人士，又有普通民众。

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会皈依巴哈伊教是因为虽然他们也倡导现代化改革，但巴哈伊教的现代化改革思想具有独特性，它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反对像改革派官僚和知识分子那样照搬西方文明成果。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经济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使商人的利益受损，同时政府还在向商人征税，这引发了商人的不满，他们也希望政府能够进行现代化改革。

高加索的商人阿加·阿里·海德·什维尼1880年来到德黑兰经商，被巴哈伊现代化改革思想吸引，皈依了巴哈伊教，他将自己19%的收益捐给巴哈伊教团体。

巴哈伊教社团的成员还有普通民众，关于他们为什么能被巴哈伊教吸引，还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推测。

除了什叶派穆斯林，还有其他宗教少数人群皈依巴哈伊教，这主要是犹太教徒和锁罗亚斯德教徒。

犹太教徒之所以能成为巴哈伊教的成员，其重要原因是伊朗政府对他们的歧视和巴哈伊教现代思想对他们的吸引。

1839年和1848年，伊朗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政府强迫犹太教徒改宗事件，迫于压力，这些犹太教徒只能接受伊斯兰教什叶派，被政府称作新穆斯林。

什叶派穆斯林对犹太教徒的歧视使他们接受穆斯林精英阶层倡导的现代化思想有一定障碍。

而当时许多犹太教徒从以前闭塞的犹太教社团迁居到了大城市，面对社会的变化，他们需要现代化改革思想作为新的认同。

巴哈伊教的改革思想能够被这些教徒接受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巴哈伊教能平等地对待其他信仰人群。

另一方面，巴哈伊教用宗教的方式传播改革思想更容易让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接受，而穆斯林精英的思想不易被他们理解。

19世纪80年代，卡尚、哈马丹、德黑兰有5.01万犹太教徒改宗巴哈伊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巴哈伊教的现代化改革思想吸引。

有多少琐罗亚斯德教徒皈依巴哈伊教更不清楚。巴哈伊教社团成员来源丰富，但是数量并不多。

19世纪80年代，伊朗总人口有500万至800万人，巴哈伊教徒和巴布教徒大约有10万人，占伊朗总人口的1.25%—2%。

20世纪初，伊朗总人口有800万至1000万人，巴哈伊教徒和巴布教徒有10至20万人，占伊朗总人口的1%—2.5%。

巴哈伊教徒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这与其生存和发展需要密切相关。

从整个伊朗来看，它主要分布在伊朗北部，特别是德黑兰、阿塞拜疆、马赞德兰、呼罗珊等地，相较于其他地区，这些地方经济发达，传统秩序瓦解时间较早。

巴哈伊教社团传教工作主要由有影响力的教徒来负责。很多教徒去奥斯曼帝国见过巴哈欧拉后，会受到巴哈欧拉的指示，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建立巴哈伊教社团，以此为据点开始传教。

呼罗珊有谢赫学派背景的著名教长米尔扎·埃斯坎，曾公开宣布过自己是巴布教徒，此人在呼罗珊的影响力极大，所以政府并未对他实施迫害，只是取消其领拜人的资格。

19世纪60年代，巴哈伊教创立，他去巴格达见到巴哈欧拉后，便转向了巴哈伊教，受到巴哈欧拉的指派，回到呼罗珊建立巴哈伊教社团，负责这一地区的传教工作。

巴哈伊教社团传教具有隐秘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教徒的社会关系网来传播。这种关系包含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

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中有一人成为巴哈伊教徒，那么他的配偶儿女及其他亲戚中也会有人随之信奉巴哈伊教，因为在亲人、亲戚朋友之间传教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