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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前近代的全球贸易和物质交换中,瓷器是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商品。瓷器在中外物质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绝不逊色于丝绸,但是它大规模进入全球贸易的时间远比丝绸要晚,是八九世纪的事情,相当于中国唐朝晚期。
2、20世纪90年代,印尼勿里洞岛附近的渔民在捕捞时常捞到瓷器残片,由此传说有一艘古代中国商船在此沉没。1998年,德国商人蒂尔曼·沃特方得知这一传说后,决定冒险寻找沉船和宝藏。结果,他在三年内发现了三艘古代沉船:明代的“鹰潭号”、宋代的“马热尼号”和著名的“黑石号”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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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后的“黑石号”船只,是一艘阿拉伯船,展示于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
3、“黑石号”沉船位于勿里洞岛海岸约三千米处,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可能因触礁而沉没,因此得名“黑石号”。这艘船在海底沉没了一千多年,但木质船体和船上的货物保存完好。
4、从1998年秋天开始,沃特方的公司用了一年时间打捞出六万多件文物,包括金银、玻璃和大量陶瓷器物,其中一件长沙窑烧制的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题记。考古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黑石号”沉船年代大约在826—827年,即唐敬宗李湛在位的最后一年。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年仅十八岁,他的经历反映了晚唐的乱象。而“黑石号”则是中国瓷器开始大规模走向海外的一个具体例证。
5、瓷器的起源时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瓷器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是在陶器基础上改良原料和窑炉温度烧制出的带青色釉的原始瓷器,外形类似当时的青铜器。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汉魏时期,瓷器和陶器不再合窑烧制,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瓷器。
6、成熟的瓷器具有均匀的上色,胎体和釉色层结合紧密,色彩光亮透明。随着工艺的发展,逐渐出现了青瓷、黑瓷、白瓷、黄瓷等品种,其中青瓷工艺出现最早且最为成熟。
7、要烧制出不同颜色的瓷器,需要具备化学知识,了解釉料中的原料成分。青瓷的青色来自氧化亚铁,需要在上釉时加入铁,通过控制瓷窑的空气和温度,制造一氧化碳将铁还原成氧化亚铁。铁含量的微小变化会导致颜色变黄或变黑。北方的白瓷则需要控制含铁量,避免氧化,最终烧制出雪白的瓷器。青白瓷则是青色和白色的结合,对工艺要求更高。
8、唐代河北邢州窑率先烧制出高质量的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即南方窑口多烧青瓷,北方窑口多烧白瓷。瓷器因产地不同而命名,如唐代越州(今浙江上虞、宁波一带)烧造的越窑瓷器釉色淡青,冠绝全国。唐代诗人陆龟蒙和许浑的诗中赞美了越窑瓷器的美丽。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提到邢瓷和越瓷的特点,说明这两种瓷器在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受追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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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白瓷(上)与越窑秘色瓷(下),均为五代时期,分别藏于安徽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
9、从“黑石号”上打捞出水的瓷器种类繁多,包括二百件越窑青瓷、二百件白釉绿彩陶、三百五十件邢窑和巩县窑白瓷、三件巩县窑青花瓷。其中一些精致的瓷器可能是用于外交的礼品,因此“黑石号”可能不仅仅是一艘商贸船。最引人注目的是船上有五万多件长沙窑瓷器,这引起了人们对长沙窑的关注。
10、长沙窑,又称铜官窑,位于今湖南省,是晚唐时期著名的瓷器产地。长沙窑瓷器在国内外多个地区均有出土,国内主要集中在扬州、宁波和广东等外贸海运重要地区。海外出土地点包括朝鲜、日本、泰国、菲律宾等近邻国家,以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远至非洲的国家。特别是伊朗,尤其是其港口城市西拉夫,出土了大量长沙窑瓷器。西拉夫是波斯湾东岸的重要港口,历史上许多阿拉伯和波斯商船从这里启航前往东方。最早在西拉夫发现长沙窑瓷器残片的是考古学家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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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瓷碗,摄影段志强,于新加坡
11、长沙窑的主要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器,如碗、盏、壶等,还有文具用品和瓷质玩具。长沙窑的瓷器主要用于出口,种类繁多,商人会根据海外市场灵活调整制造工艺和风格,迎合异域人的口味。例如,“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碗上有阿拉伯文的“真主”和歌颂真主伟大的符号。瓷器上还会有商家的广告,如“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类似现代咖啡店的品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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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绘有花草纹样,符合伊斯兰宗教需求。摄影:段志强。
12、有趣的是,很多瓷器上还有民间流行的小诗,比如传唱很广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诗歌最早就是在长沙窑的诗文壶上发现的,连《全唐诗》里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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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生我未生”长沙窑诗文壶,收藏于长沙博物馆,段志强拍摄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借展。
13、瓷器的对外出口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丝绸不同,瓷器由于重量大且易碎,陆路运输非常不便。运输前需要将瓷器用黏土包裹并压实,再将多件瓷器合制成大块黏土,干燥后用稻草捆扎以缓冲运输中的颠簸。到达目的地后,需将黏土融化以取出瓷器。这种方法对穿越亚欧大陆的驼队造成了沉重负担,且一旦瓷器破碎,商人可能损失惨重。相比之下,海路运输更为高效,能一次性运输大量瓷器。因此,瓷器能在八九世纪走向海外市场,与唐代以来海上贸易的繁荣密切相关。
14、“黑石号”是从哪个港口满载瓷器、扬帆出海的?学者认为有三个可能的港口:扬州、广州和巨港,其中扬州最为可信。唐代扬州不仅是丝织业发达的商业中心,也是交通枢纽和外销港口。从扬州出发,可以通过长江出海,连接日本、西亚各国,或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至高丽、新罗。
15、扬州还是国内外瓷器的集散地,长沙窑等出口瓷器主要从扬州离境。因此,“黑石号”很可能先在扬州装载长沙窑瓷器,然后沿海岸线停靠明州、广州等地,装载越窑瓷器,最后在南海航线上的勿里洞岛附近遇难沉没。
16、第二种可能性是在广州。我们在前面说过,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第三种可能性是“黑石号”上的瓷器通过不同途径运到室利佛逝的中转贸易港巨港,然后在巨港装载全部货物出海。室利佛逝是唐代南海地区的大国,首都在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占碑,北控马六甲海峡,南扼巽地海峡,是7至13世纪南海的交通枢纽。“黑石号”上的瓷器也在室利佛逝国内出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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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佛逝最盛期的控制范围,约8世纪。室利佛逝也称三佛齐、巨港,核心区域为现在印度尼西亚西部的苏门答腊岛
17、“黑石号”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唐代商船,其目的地可能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根据唐代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记载,从广州出发的“广州通海夷道”是通往南洋和波斯湾的主要海上航路。这条航路经过马六甲海峡、罗越国、室利佛逝国,向东可到达爪哇,向西北则经过尼科巴群岛和斯里兰卡,穿过孟加拉湾,抵达南亚半岛南端,再沿西岸上行,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到达波斯湾和巴格达。
18、1984年出土的唐代石碑记载了唐朝官方使者杨良瑶在785年从广州出海,出使黑衣大食,可能到过巴格达。巴格达作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可能是“黑石号”上金银瓷器的目的地。
19、“黑石号”是一艘可能在阿拉伯或印度地区制造的船只,使用印度木料和波斯湾特有的穿孔缝合技术建造,而非铁钉。这种技术源于阿拉伯人认为海底磁铁会吸走铁钉的误解。马可·波罗在13世纪描述过这种缝合船,威尼斯人认为这种船质量差,易沉没,因为船板是用椰子树的树皮制成的线缝合,虽然耐海水腐蚀,但不能抵御风暴,因此在印度海中航行非常危险。
20、马可·波罗的叙述仅为个人观点。想象一下,当年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阿拉伯商船从扬州出发,船员们满怀对伊斯兰市集的憧憬。然而,这艘船在苏门答腊的勿里洞岛附近遭遇大风暴,撞上大黑石礁后沉没,消失在南海与波斯湾之间的航路上。尽管“黑石号”沉没,海上丝绸之路依然繁荣,西至埃及、东至日本,呈现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