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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7年,英国一家海洋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试图在中国南海搜寻并打捞一艘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尽管英方缺乏专业的水下考古背景和设备,仅使用一台声呐仪进行搜索,但在即将放弃时,声呐仪发现了海底的可疑物体。潜水员确认这是一艘古老的沉船,英方急于使用抓斗打捞,不慎损坏了沉船的桅杆。
2、中国广东省救捞局随即介入,阻止了英方的进一步作业,并将发现上报中国国家文物局。打捞上来的文物显示,这实际上是一艘宋代沉船,载有大量瓷器、金器、银锭等文物。这艘沉船后来被命名为“南海一号”,并在2007年被整体打捞出水,移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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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1号发掘现场,可见各种瓷器被整齐地放在船首、船尾的舱内,出自广东丝绸之路博物馆
3、宋代沉船“南海一号”上装载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瓷器,这些瓷器保存得非常完好,釉色鲜亮,几乎没有被海水浸泡的痕迹。考古人员在沉船内部的一个小舱内发现了数千件瓷器,这些瓷器现在每一件都价值不菲。沉船被埋在海面二十三米以下的淤泥中,淤泥的覆盖保护了船体和瓷器,使得连捆绑瓷器的草绳也得以残存。
4、考古学家发现,“南海一号”沉船上的瓷器主要来自宋代的南方名窑,如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和磁灶窑。这些瓷器主要是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外销瓷器,其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唐代“黑石号”上的瓷器。宋代瓷器的生产水平显著提升,这与宋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繁荣密切相关。
5、贸易促进了各地手工业的竞争,不同地区的窑口不断技术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瓷系,如定窑、磁州、耀州、龙泉和景德镇等。此外,宋代上层社会流行的斗茶文化也推动了瓷器工艺的精致化。总体而言,宋代在瓷器的烧制技术、产量、质量以及瓷窑的数量和规模上都远超前代。
6、宋代外销瓷器的产地发生了变化,与晚唐时期主要来自长沙窑、邢窑和巩县窑不同,宋代以后,随着南方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地。此外,福建也出现了专门为外销生产瓷器的窑场,如福建德化窑,这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大量瓷器中得到了体现。
7、南方瓷器的崛起和成为出口主力的过程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在北宋初年就已经闻名全国,这种瓷器是在晚唐五代的青瓷和白瓷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被称为影青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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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出土的青白釉暗花碗,南宋时期,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8、宋代的青白瓷通过泉州和广州出口到国外,尤其是在日本和朝鲜非常受欢迎。到了元代,景德镇的瓷器进一步扩展到南亚、西亚、中东和东非沿岸,其中青花瓷尤其受到欢迎。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曾评价景德镇为“独挑运瓷器到全世界之大梁”,显示了景德镇瓷器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9、国内许多窑口因青白瓷受欢迎而开始仿制,福建德化窑是其中仿制较好的窑口,且因其靠近宋元时期的主要港口泉州,德化的青白瓷成为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主力之一。到了明朝,德化白瓷成为首批进入欧洲市场的瓷器,对欧洲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0、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了德化窑的瓷器制作过程,并提到德化瓷器的精美和普及。他还可能带回了一只德化瓷器,现藏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此外,“南海一号”沉船中出水的南宋青白釉瓷罐与马可·波罗描述的德化瓷器造型相似,进一步证明了德化瓷器在宋元时期的重要地位。
11、宋代另一个生产出口型瓷器的浙江龙泉窑,主要烧制青瓷。这种瓷器继承了唐代越窑的传统,色泽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类似于翡翠。龙泉青瓷因其价格便宜,成为宋代以后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品,尤其受到西域人的喜爱,元代以后大量销往中亚伊斯兰世界。
12、在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遗址中,如“南海一号”,都有龙泉青瓷的发现,其生产时间从北宋晚期延续到元代晚期。到了16世纪后半叶,龙泉青瓷出现在欧洲市场,与当时巴黎热演的歌剧《牧羊女亚司泰来》中的角色雪拉同的碧青色衣服相呼应,因此在法语中,青瓷尤其是龙泉青瓷被称为“雪拉同”。
13、宋元瓷器外销的极大繁荣,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制瓷业的繁荣,还因为海上对外贸易在发展,包括贸易制度和航海技术。宋元政府积极推动海外贸易,北宋时期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南宋时期由于耕地有限和人口增长,政府更加依赖海外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了港口的繁荣。元代虽然有过短暂的贸易限制,但总体上贸易政策宽松,海外贸易继续发展。
14、在航海技术方面,宋元时期的航海家已经掌握了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技术,摆脱了依赖天文导航的限制,形成了“针路”航海指南。海船制造技术也有显著进步,船体结构改进,使用铁钉连接和水密舱设计,提高了船只的耐风浪能力。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宋元时期瓷器外销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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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复原的小型福船
15、“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的“福船”,主要在福建地区建造,用于海外贸易。这艘船长约三十米,适合沿海航行以便补给。它能够运载大量瓷器等商品,展示了古代海洋贸易的规模。
16、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描述了宋代海船装载陶瓷的情景,瓷器在船上捆扎紧密,码放整齐,以抵御长途运输中的摇晃。参观“南海一号”可以看到出水后仍然整齐的小瓷瓶,体现了外销瓷器的“大小相套”特点。这艘船当年从泉州、宁波或广州出发,满载宋代瓷器进行贸易。
17、宋代商船出海航线比唐代更为多元和遥远,南海航线上有多个市集欢迎瓷器商人。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记录了5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5个与宋朝进行陶瓷贸易。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增加到9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44个进口中国瓷器。
18、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得到证实,因为在南海航线上的各国都发现了宋元瓷器的遗址。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贝里耶伯蒂讷姆村发现了一千多块中国瓷器碎片,包括龙泉青瓷、福建青瓷、德化白瓷和景德镇瓷器。这个村庄位于印度南端海滨,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
19、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陶瓷贸易历史悠久,考古发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在伊拉克的萨马拉和巴格达以南的古城遗址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宋代和宋元时期的陶瓷碎片,尤其是龙泉青瓷。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9至12世纪著名的陶瓷集散地,出土了大量宋瓷碎片,主要来自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等南方窑口,这些瓷器广泛分布在普通家庭中,反映了当时居民的高生活水平。
20、此外,在坦桑尼亚沿海的四十多处遗址中也发现了宋元瓷器,包括越窑青瓷、白瓷碗和青花瓷等。这些发现表明,宋元时期中国瓷器通过海上贸易大规模销往海外,同时中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瓷器风格的创新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