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寺庙多，道观多，民间信仰场所也多，还有各村的祠堂也是星罗棋布。除此之外，西方外来的宗教场所也多。查了一些资料，在温州的佛教、道教、西方外来宗教的场所数量相当。虽然道教的场所数量略少，但是也超过一千座。

有人把温州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但是我是不认同这个称谓的。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被视为三大西方宗教朝拜之地。由于一神宗教的排他性，历史上耶路撒冷战火不断，在我看来市民根本没有幸福感。相反由于东方多神宗教包容，让温州从一片“岐海”变成了桑田。

现在把民间信仰视同为道教，但是有人认为民间信仰场所供奉的主神并不是传统道教的三清主神，而是民间修行得道的神明，如妈姐，杨府侯王，平水圣王。经过多年的演变，民间信仰已经成为脱离了道教，成为新型的信仰。但是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关于佛教中西天取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是齐天大圣经历的，而唐玄奘是凡人，他穿过漫漫的戈壁，翻越万年冰封的雪山不远万里，取得的真经。没有伟大的信仰和使命去支撑，怎会踏上艰辛坎坷的万里征途。

在中国的道教史上也有一次历经磨难的西行，只是与佛教的西行取经不同，道教的西行是为了送经。道教神神道道，人神不分，许多故事让人真假难辨，道教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就鲜有人知。丘处机这位长春真人西行送经的事情也是福泽了大半中国。

丘处机西行的故事发生在元朝。任何帝王都渴望长生不老，成吉思汗也不例外。知道道家有长生不老术之后，1219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去山东，请丘处机前往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相见。73岁高龄的丘处机犹豫一番之后，便决定带着弟子前行。万里行程中，丘处机与弟子一路宣传道教，历时两年后，在1222年才到达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下的成吉思汗行宫。

逗留期间，成吉思汗多次召见了丘处机，向丘处机探讨长生与治国的方法。丘处机则告诉成吉思汗，要将成仙与行善结合起来，要求“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劝说成吉思汗停止凶残的杀戮。

现如今，天池边上的瑶池金母庙和不远处的老君庙据说都是因为丘处机西行宣传道教的成果。当初的新疆，文化与信仰与中原完全不同。丘处机一路上宣传道教，为两种文化的交融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也可想而知。

东方的多元宗教，都有济世救民的情怀。正是有这种情怀，才让丘处机在73岁的高龄不畏艰辛踏上万里征途，去见成吉思汗。这所需的毅力和决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后来，丘处机受邀主持北京的太极宫。丘处机在80岁高龄去世之后，成吉思汗下诏将太极观改为长春宫，后来忽必烈又把他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因此后人就将丘处机尊称为长春真人。（长春宫就是现在的北京白云观）

然而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时，当时的明朝也是打开国门，以泱泱大国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到来。而古罗马教廷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祭祖行为是一种偶像崇拜，要求凡是信教的中国人都不能祭祖。当双方对此事都不能妥协的结果，换来了雍正时期的彻底禁教。所有的传教士撤出了中国，中断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西方文明再次开始开启交流对话是鸦片战争之后，当清政府紧闭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轰开之后，西方传教士也再次来到了中国，开启了对中国的文化、宗教输入。

在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温州成为四个新开放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较早一批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城市之一。温州开埠后，西方宗教随之来到温州。短短一百多年时间，在温州就拥有数量不菲的信众，在我看来主要归因于两大因数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