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七年《左传》中最后一句是，“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这句话中，关键在于“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这至少说明，尽管姬郑从鲁僖公五年开始，就获得了齐桓公的鼎力支持。而且为了姬郑，齐桓公算得上是“殚精竭虑”，主持了两次盟会，即“首止之盟”和“甯亩之盟”，并最终压服了郑文公。由此，从盟国的角度，姬郑的王位继承权总算是解决了的。

但显然，周惠王的死，并没有让姬郑的王位继承权出现瓜熟蒂落的结果。姬郑的所作所为告诉读者，洛阳当时的局势也许更加复杂了。

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姬郑的继承权在周王室内部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从各种史料的指向来看，在周惠王死后，姬郑最大的阻力，除了周惠后，当然就是叔带。依情理而言，当时周王室内部的大夫阶层，估计也是倾向于叔带继位，而不是姬郑。因为姬郑作为世子，一个天然的王位继承者，竟然需要勾结外部势力来保证王位的继承权！姬郑即便在得到齐桓公支持的情况下，还是没有把握！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姬郑在周王室内部不但缺乏周惠王、周惠后的支持，而且他在一般的大夫阶层也没有绝对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姬郑对于一般大夫阶层的影响力，还不如叔带。而这，才是姬郑最为恐惧的！

为什么周惠王和周惠后宁可选择叔带而要放弃姬郑，估计除了平时在政见上的不同，大概还在于叔带的表现要更加优秀，更加能干。从叔带作为甘昭公的谥号为“昭”，而姬郑死后的谥号为“襄”中，读者也能窥见一斑。因此在周惠王、周惠后眼中，甚至在大臣的眼中，叔带或许更有能力把周王室带出困境。因为，在周惠王的时代，虽然有齐桓公作为霸主，也号称要“尊王攘夷”。但显然，在周惠王的眼中，一切都是事与愿违，不光周王室的处境在日趋恶化，就是天下的夷狄之祸也是越演越烈了！这种现实，不能不让周惠王感到万般担忧！而姬郑这个嫡长子的能力，或许更让周惠王担心，未来的周王室应该指望谁？

所以，在笔者看来，姬郑的恐惧，是源自缺乏自信的恐惧，也是朝堂之上缺乏优势的恐惧，更是自身能力欠缺的恐惧。所以，姬郑的恐惧，并不应视作是叔带已经存在的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具体行动。如果是，反而倒简单了。比如在鲁僖公十一年出现的那样，叔带直接找来戎族，攻进王城，赶跑了周襄王。或者如鲁僖公二十四年那样，叔带找来狄族，攻破王城，赶走周襄王，自己来当周天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姬郑虽然贵为世子，虽然能控制王宫，但仍然担心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登上王位。也正是因为这样，姬郑必须求得外部的支持，尤其是齐桓公的支持。而齐桓公的支持，又必须借助郑文公来实施。而这，就是郑文公在整个事件中能起到的突出作用！

郑文公在这场周王室的权力之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关键的。这种关键性，除了郑国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靠近洛阳以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郑文公与周惠王的血缘关系最近。

按照鲁僖公五年郑文公宁可得罪齐桓公，也要维护周惠王废掉姬郑的态度，就能判断出作为叔带当时最可靠的外部支持，应非郑国莫属！所以，郑文公一旦反过来支持姬郑，则周王室的这场权力之争就画上了句号！这正是齐桓公倚重郑文公的缘由。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后来的叔带举事，所能找的外部支持就变成了戎族和狄族。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鲁僖公七年底姬郑所谓的“叔带之难”，是周王室内部的王位继承权之争，性质仍是“文”的而不是“武”的，是和平的而不是叛乱性质的。只不过，在那个时代，周惠王虽然死了，但作为王后的周惠后以及周王室的其他宗室大臣在指定继承人一事上仍然具有很大的话语权，所以姬郑虽然作为世子，从礼制的角度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得王位。

从姬郑在周惠王死后的行动反应来看，姬郑作为世子，最少是掌握着王城和王宫的防卫，而这时的叔带应该已经就封于“甘”，所以后世称叔带为甘昭公。“甘”这个地方位于王城之外，因此叔带并不能很方便的进入王城，估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姬郑才可以通过“秘不发丧”来争取时间。否则，以叔带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世子姬郑“秘不发丧”所表现出来的“非礼”行径，则姬郑在这场宫廷斗争中就已经输了！

所以，以情而论，姬郑“不发丧”行动表现出来的真正顾忌，应该是叔带的影响力！一旦这种顾忌不存在，则不发丧的理由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在鲁僖公八年春“洮之盟”之后，周襄王王位被确立之后，周王室一定是及时派出了赴丧使者！

但为什么《春秋》把这个时间错误的记载到了鲁僖公八年的冬天？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留待下文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