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品的提督是绿营最高武职，再往上基本就没有晋升空间了，因为清代的武职中仅有三个岗位，即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以及伊犁将军。可是这三个职务，都是清一色的满缺（泛指旗缺），绿营提督绝对没有机会。

提督如果想要向前再迈一步，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文转武”，在皇帝特恩的情况下升任某省总督或巡抚。可问题是，提督转总督、巡抚的概率也极低，太平天国以前，御史没记错的话，只有雍正朝岳钟琪和道光朝杨遇春两个案例。

提督转为督抚的障碍是什么呢？大致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有学者做过统计，有清一代文武互转的案例，总共也就102例。其中旗人占了97例，汉人仅有5例，比如雍正七年，福建福宁直隶州知州转为福建兴化副将；嘉庆二十一年，四川按察使刘清转为山东登州镇总兵。

之所以要控制文武互转，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定额官缺”和“出身”两个方面。清代统治者名义都说“国语骑射”是国家根本，实际上还是和宋明一样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从乾隆时期开始，全国的文武官数量基本都是固定的，且两个系统的职官又是分离的，文官归吏部管，武官归兵部管。每个岗位出缺都规定了应升人员，比如总督出缺，例在巡抚、侍郎中拣选，其他非应升官员就没有资格进入候选名单。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文官出缺由武官补任，武官出缺由文官补任的情况。

封建专制时代，任何官员都要讲究出身。清代对文武官的出身要求是不同的，文官中以科甲正途为最优，即指举人、进士两类，其他正途如贡监荫等排在第二，剩下的才是异途出身。

武官也分正途异途，但是与文官不同的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反而不是正途中的最优项，而是最重“行伍”。所谓的行伍就是从基层一刀一枪拼出军功的那拨人，换句话说，武职官员对临阵对敌的经验要求很高。

在如此前提下，文武互转就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比如某位行伍出身的副将，本身文化水平就不高，出任正四品的道员，那么就不会治理地方；同样正四品的道员如果转为副将，文化水平高也没用，下属根本不听他的话。

晚清时期，湘淮军集团中就有很多提督被提拔为巡抚、总督，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本身一定要具备科举功名，至少也得有个秀才的头衔，如果是纯粹的武将，那么只能在绿营系统任职。

提督和总督名义上都是从一品，可从清代的官制来看，显然提督的含金量远远不如总督。因为总督一般例加兵部尚书衔，在官名全衔上就被赋予了“提督军务”的职能，辖区内所有绿营将官皆归其节制。

总督与提督之间是有上下级关系的，在每三年的军政考核中，总督要给提督出具考语，且每年年底总督还有一个“年终密考”权，皇帝基本上都是凭借总督的奏折，而决定提督的仕途前程。

从各省文武的品级和执掌来看，提督最多也就相当于从二品的布政使，连巡抚都比不上。事实上晚清时期，就有很多“挂名提督”，他们后来能实放个道员已经是烧高香了。

提督出任总督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开篇提到的岳钟琪和杨遇春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但是他们的情况很特殊，都属于提督中的战斗机。

岳钟琪最早是四川提督，跟随年羹尧在平定青海时立有大功被封为三等公，年羹尧被清算后，西北的军务基本都由岳钟琪主持，不久升任甘肃巡抚、川陕总督。在雍正七年对准用兵时，又拜宁远大将军。

杨遇春是固原提督，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时，以军功积至一等侯。道光八年正式出任陕甘总督。

不管是岳钟琪还是杨遇春，他们所担任的四川提督和固原提督，都是清代绿营中含金量最高的。关键是他们在升任总督的时候，都已经获得了公爵、侯爵。就算他们的原职仍是提督，其地位也已经高过总督。

本来清代皇帝就很少赐予汉人高等级的爵位，如果说皇帝连公侯伯都愿意给汉人，那么就意味着十分信任，在这个大前提下，将其升为总督就显得合情合理。

然而像岳钟琪和杨遇春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少，根本具有普遍性。对于绝大多数的绿营武职来说，提督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一旦升到这个位置，仕途不可能再有突破。

最后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岳钟琪和杨遇春虽然担任过总督，可他们的编制仍是武职。同样，像傅恒、福康安、阿桂等都曾为领兵大将，他们的编制却是文官。这种情况不能列入文武互转的范畴，都属于临时性的兼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