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八大总督（光绪朝之前）中，直督和江督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地位最高的两个。然而对于汉臣来说，直隶、两江尚且还能想一想，大学士、军机大臣也不是没有可能，唯独陕甘总督是做梦都不会梦到的。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也就是咸丰朝以前，仅有三个汉人担任过陕甘总督，分别是岳钟琪、刘统勋和杨遇春。其他清一色全是旗人。那么，陕甘总督为何轻易不予汉人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陕甘总督的军权名列全国第一清入关以后，创立了绿营制度。总体来讲，绿营的总兵力大致维持在60万人左右（战时可能有较大出入）。60万绿营兵分布在全国十八个省中，并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确定驻军人数。
陕甘由于地处西北边疆，整个清代国家的战略重点就是西北，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准噶尔部用兵持续了近百年。陕甘作为前出阵地，其军事战略地位远远高于直隶、两江。
也正因如此，陕甘的绿营兵也是全国各省中数量最多的，正常维持在9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比两江高出两倍多，比湖广、两广高出三倍有余。
从清代入关那时候开始，陕甘一直就是国家用兵的中转站，在全国征调的绿营军中，也以陕甘绿营为主。也就是说从清初至左宗棠西征为止的二百多年时间中，陕甘绿营就从来没有清闲过，这就导致陕甘绿营的战斗力常年保持全国第一。不仅仅是在西北，乾隆年间用兵金川、缅甸、越南时，只要是兵力不足，都会率先从陕甘调兵。
陕甘绿营人数多、战斗力又强，注定了总督人选不会轻易授予汉臣。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时，主要是雍正皇帝对他的特恩，后来还被授予只有满人才有资格担任的定远大将军；刘统勋也是因为乾隆帝派大军征准，而让他统筹后勤；杨遇春被委任为陕甘总督，也是道光帝特旨，当时都官场上都称为“殊遇”。
清代地方总督的任职原则上是不分满汉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陕甘总督就是实打实的“满缺”，不仅仅是陕甘总督，绿营高级武职的固原提督、甘肃提督以及下属的八镇总兵，也都是满员为多。
在皇帝看来，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固然重要，但是他们对皇权是够不上任何威胁的，只有陕甘总督手握近十万精锐绿营，一旦有变就会危及京师。此外若是关外的蒙古势力和陕甘总督联合反清，那么后果更是不堪想象。
其二、陕甘总督政治地位高清代八大总督中，只有直隶、四川和陕甘三位总督是兼巡抚衔。直隶、四川的情况不同，他们的辖区只有一个省，为了避免督抚同城互相掣肘，以总督兼巡抚合情合理。
可是陕甘总督的辖区是陕西和甘肃（特殊时期还辖四川，新疆建省后又兼辖新疆），没有道理让陕甘总督兼任甘肃巡抚事。
按照清代的督抚制度，总督主管军政，巡抚主管民政，两者的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陕甘地区人口少、经济也很落后，每年的赋税收入都不够日常开支，需要从内地省份调拨钱两接济。
朝廷对陕甘的经济也不是那么上心，只要紧紧抓住军政一项，就可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让陕甘总督兼任巡抚，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
陕甘地方穷，位置又重要，朝廷要是没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很多当官的都是不愿去的。所以从雍正元年开始，就给陕甘总督加上了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以提高其政治地位。
有读者会问，清代的总督不都有此加衔吗？当然不是的，顺治、康熙时期总督的加衔一般都是兵部侍郎和右副都御使衔，还有的是其他部的侍郎。
例加兵部尚书和侍郎衔是从雍正继位后才得以确立的。雍正元年二月下旨，特加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这也是清代总督级别最高的加衔。
同年九月，才给直隶、两江总督加此兼衔，而其他各省总督加衔的时间更晚。甚至到了嘉庆十四年还规定，“若总督系二品顶戴，仍带原衔，则兼侍郎衔；而授头品顶戴之总督，则兼兵部尚书头衔”。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至少在嘉庆朝还有个别总督没有兵部尚书衔，直到道光以后，才逐步普及。
除了提升政治地位外，陕甘总督的合法经济收入也是最高的，自雍正朝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陕甘总督的养廉银为20000两，位居全国总督之首。
其三、任职门槛也较高陕甘总督的任职情况较为特殊，自乾隆朝以后，领兵出征的将领很少冠以“将军”名，而是以“经略”或“总督”的名义作为军中最高统帅。
国家用兵西北期间，领兵主将往往都会被临时委任为陕甘总督，比如福康安就曾几次以陕甘、四川总督的身份带兵征战。而清代向来又是“重满抑汉”，兵权从来不假手于汉人，所用之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勋臣贵族。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陕甘总督的任职资格是全国总督中最高的，从历任总督的人选来看，超过一半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当中又有很多人都有爵位和世职，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汉人所不具备的。
其实除了以上提到的三个汉人之外，也有个别汉臣担任过陕甘总督，但都是“署理”或“护理”，从来没有实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