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大学士是文官最高品，俗称“中堂”，军机大臣是实权最高者，俗称“宰辅”。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编制内的职官，后者属于临时性的差遣。那么，如果大学士不兼任军机大臣，而军机大臣又没有大学士头衔的情况下，哪一个政治地位更高呢？

清初时内阁大学士的品级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或一品或二品，或满人一品或汉人二品。顺治、康熙两朝，内阁大学士的实权其实并不高，只是名义上的中枢机构，实掌国家军政要务的还是议政王大臣会议。

康熙中期以后，宗室王公的权力受到限制，军政大权逐步向内阁转移。到了雍正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已经名存实亡（乾隆时彻底废除），在军机处没有成立之前，内阁的地位达到了鼎盛。也是从雍正朝开始，才正式将大学士品级定为正一品。

大学士的任职资格从明代就有规定，汉人非翰林出身者不入内阁，满人虽然没有学历方面的限制，但也得具备较高的资历，或者是皇亲国戚和勋臣子弟。

按照清代的官制，大学士出缺，例在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三个岗位中挑选，有清一代还没有哪一个官员是直接从侍郎升到大学士的。也就是说，要想爬到大学士，前提必须是从一品大员。

更为关键的是，从乾隆朝开始，大学士的名额基本上固定的，一般为四至六人左右。一旦内阁满员，那么其他从一品大臣就没有机会入阁，只能等到前面的退休才能补缺。

雍正七年为了应对西北兵事，成立了军机处（前期为军机房），军机大臣一职应运而生。然而军机处从成立的那天开始就被定义为一个临时机构，不占有国家的编制。或许雍正的本意是等到平定准噶尔以后，就会裁撤军机处。

遗憾的是，征准战役进展极不顺利，雍正帝在使用军机处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军机大臣属于差遣性质，可以根据皇帝喜好随时增减人员，大大提高了皇权的集权效应。

所以军机处让皇帝越用越顺手，其机构也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从雍正朝历任军机大臣的情况来看，都是内阁大学士兼任，故而这一时期，所谓的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哪一个政治地位更高，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

乾隆以后，军机大臣的人选发生了变化，规定可以在二品以上京堂中拣选，也就是说侍郎级别的二品大员都有机会进入军机处，且没有学历方面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军机大臣的任职资格就没有大学士那么高。

御史仔细查看了《清史稿》中乾隆朝大学士年表和军机大臣年表，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军机处排名前三位的必是大学士，排在最后两名的一般都不是大学士；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大学士一般都兼军机大臣，而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的比例较低。

清代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刘墉，御史就以他为例，加以重点说明。

刘墉是于嘉庆二年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的，在上谕中太上皇乾隆还不忘羞辱他一番，说是内阁缺出实在是无人可用，才提拔刘墉为大学士的。

这一年内阁共有六个大学士，分别是阿桂、和珅、王杰、董诰、刘墉、苏凌阿。军机处共有十个军机大臣，分别是阿桂、和珅、王杰、董诰、福长安、沈初、台布、傅森、戴衢亨、吴熊光。

正常情况下军机大臣是没有十个人的，此前数十年间，都维持在六至八个人左右。从嘉庆二年军机大臣的名单来看，阿桂是首席军机大臣，和珅是次席，王杰、董诰居第三、第四。

实际上阿桂当时已经患病，并于当年八月去世，长期以来军机处的工作都是由和珅主持。王杰、董诰由于资历、威望很高，在军机处中也有一定的话语权，是乾隆制衡和珅的两个关键性人物。而董诰之后的六个军机大臣，则完全属于“挑帘子军机”充数而已。

也就是在同一年，沈初被调离军机处转为吏部尚书；台布也被外放为江西巡抚；傅森于十月转任户部右侍郎；吴熊光于十二月外放直隶布政使。到了嘉庆三年又将傅森补为军机大臣，同时将阿桂的孙子那彦成调入军机处任职。

以上的几个军机大臣，除了阿桂、和珅、王杰、董诰是以大学士兼任军外，其他人不管是资历、威望还是品级都不如刘墉，甚至说差别还很大。

尤其是戴衢亨，他当时是以侍讲学士加三品卿衔，被乾隆放在军机处行走的岗位上的；吴熊光也是以通政司参议加三品卿衔在军机处行走。

这两个人以三品衔入值军机处，实际上乾隆有意重点提拔青年后进，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能力都无法胜任军机大臣一职，只能外转六部或外放直省。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不兼军机大臣之大学士，其政治地位高于没有大学士头衔的军机大臣，而且不是高一点，完全可以用差距巨大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