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官员大臣若是被皇帝“赏穿黄马褂”，那么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体现。然而在清代御赐服饰制度中，黄马褂的等级只是属于起步标准，算不上什么至高荣誉。至少与以下的四种服饰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

清代上至皇帝、皇子、王公，下至文武百官，根据不同的身份佩戴帽冠。帽冠的等级体现在颜色、材质和装饰三个方面。

按照礼制，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子四个最高等级的阶层，才允许戴用红绒结顶冠。其他王公大臣如果有重大军功或勋绩，才有机会获赐红绒结顶冠。

根据御史所掌握的资料，有清一代获赐红绒结顶冠的汉臣只有张廷玉一人，旗人大臣也仅有三人。雍正七年，雍正帝特赐张廷玉红绒结顶冠，当时被满朝大臣视为“旷古未有之恩遇”。

皇帝赐给大臣高规格的服饰，主要是体现皇恩浩荡，不是让他们平常用来穿戴的，一般都是供奉在家里。雍正赐给张廷玉红绒结顶冠的时候，特地强调，每年的元旦日朝贺时，允许张廷玉戴用一次。所以，每年的元旦张廷玉戴上此冠，便力压鄂尔泰一头。

四团龙补服是亲王、郡王两个宗室爵位的专属，贝勒、贝子以及公、将军都没有资格穿戴。四团龙补服分为两种：一种是亲王所用的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一种是郡王使用的五爪龙四团，差别在于有没有“金龙”。贝勒以下只能用“二团”。

乾隆朝之前，亲王、郡王的四团龙补服在形制上不太容易区分，乾隆朝之后重新厘定王公服制，改亲王补服为二行龙二正龙，郡王为行龙，此后形成定制。

皇帝赏赐大臣四团龙补服是十分谨慎的，因为异姓大臣最高的爵位只是一等公，和亲王、郡王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一旦获得，那么意味着政治身份上了好几个台阶。

清代获得过四团龙补服的异姓大臣少之又少，应该不会超过十个人。御史印象中雍正朝的年羹尧、隆科多，以及乾隆朝的福康安等，都获得过这一荣誉。

清代的皇族以血缘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为了区别身份，定宗室系黄带子，觉罗系红带子。不管是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其前提都得姓爱新觉罗。

黄带子作为最高腰饰的级别，皇帝一般很少赏赐给大臣，且主要集中在雍正、乾隆两朝。获赐殊荣的有年羹尧、隆科多、傅尔丹、策楞、阿桂、和珅、明瑞等。整个清代，汉人获赐黄带子的，应该只有岳钟琪一人。

四开禊袍也是宗室专用的服饰形制，清代的袍服分为“四开”和“二开”，所谓的开就是“开衩”的意思。异姓大臣和普通百姓只能使用二开，非皇帝特授不得僭越。与黄带子类似，获赐四开禊袍的异姓大臣也不多，大致也就二十来人。

前面提到的三种服饰都是皇室专用品种，等级也最高，而红宝石帽顶相对来说等级就要低一点。了解清代历史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文武百官的品级决定了帽顶的装饰。其中一品大员的帽顶就是红宝石，所以称之为“红顶子”。

然而问题是，从雍正朝开始对文武官员的帽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取消了原先的实物宝石等装饰，全部改为玻璃制品。也就是说，雍正朝以后的红宝石其实是玻璃仿制品。

所以从乾隆开始就有了赏赐红宝石帽顶的制度了，赏赐的红宝石货真价实，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体现。赏赐红宝石帽顶的案例相对就较多，比如傅恒、福康安、阿桂、海兰察等人都曾蒙恩获赐过，人数不会太少。

黄马褂一直以来都不在皇室服饰系统之类，而是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以及大内侍卫的“工作服”。因为这些群体的服务对象是皇帝，为了提高其身份，才特制黄马褂。

黄马褂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形制和装饰，而是颜色为皇家专用。有清一代获赐黄马褂的不说一万，至少也有好几千。而且赏赐的对象不仅限于高级文武大臣，就是知州、知县一类的小官，也有赏赐的案例。从中也可以看出，黄马褂的含金量的确一般。

御史近来在翻阅野史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李鸿章70大寿时获得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寿礼：行龙方补服。

这件补服是慈禧太后为李鸿章量身定做的，清代职官所用的补子图案都是“文禽武兽”，最高的一品文官为仙鹤。慈禧赏赐给他的则是方补行龙，意思很明确，就是将李鸿章的地位抬升到与王、贝勒一个级别。只是为了避嫌才将宗室王公所用的圆补改为方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