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在《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一章节中，将清代科举的社会效应描写的入木三分。当范进考中举人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酸秀才一跃成为地方缙绅，名声和财富全都有了。

可能也是受到范进中举的影响，世人普遍认为读书人只要考中了举人，就能一夜暴富。实际上这种看法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毕竟小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多少带有夸张、极端的手法。

那么，清代时考中举人究竟会带来哪些收益呢？御史根据相关的科举史料以及官方记闻，与诸位聊聊有关方面的内容。

清代对读书人整体来说是宽容的，只要获得了功名那么就可以享受到高于一般百姓的政治待遇。科举功名最低等次是生员，即俗称的秀才。秀才可以免除本人的赋税和徭役，家里的房子也可以高于一般百姓三尺。

同时，秀才见了知县老爷可以不用下跪，若是犯了法，知县也不能用刑，必须先通报本省学政，取消其生员资格后，才能按照民人的方式进行审讯。

举人的级别比秀才高，属于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级功名。不过在政治待遇上与秀才差别并不十分显著，唯一不同的是，举人可以获得入仕的资格，有一定的当官概率。

如果是在清初，举人做官的机会很大，运气好放上一任知县问题不大，混个教职更是手拿把掐。但是到了乾隆朝以后，取消了举人拣选，改为六年一次“大挑”，如此一来举人入仕的通道就很狭窄了。

举人拣选是指吏部每年在全国的举人中，筛选出一部分授予官职，乾隆以前大部分举人都是通过这条途径进入仕途的，且数量比较多。而大挑六年举行一次，每一次最多也就是一百多人，这些人中外放知县的又很少，大多为教职。

从乾隆朝的情况来看，举人的入仕率不到10%，即十个举人中最多只有一个能做官。所以说举人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说法，远不像进士那样能百分之百可以授官。

以左宗棠为例，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中，曾、胡、李都是进士出身，只有左宗棠是举人。所以左宗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机会进入官场，只能在湖南巡抚手下担任幕僚。而其他三人很快就被吏部授予实职。

举人要想做官最快捷的办法就是通过捐纳入仕，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先花上一笔银子捐个内阁中书或者是知县一类的地方官。不过捐官花费的银子较大，不是每一个举人都能拿得出来的。

范进考中举人后，很快就有人送钱、送房子，连带仆人也全送了。这种情况不能说一定没有，但是绝对属于极小概率事件，事实上很多读书人考中举人之后，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大的改观。

举人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人们尊重的并不是举人本身，而是举人有可能会成为进士。换句话说就是，举人只是一支潜力股，只有成为进士才是实力股。

古代社会和现在是一样的，任何投资都得讲究回报率，地方上的富商缙绅不会平白无故地给举人送钱、送房子，道理很简单，因为举人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收益。即便有，也是长远投资，且投资风险很大，如果考不上进士当不了官，那么就会血本无归。

对于举人来说，最大的经济问题就是继续读书参加会试，其他且不说，仅是从原籍到京师的路费、住宿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一般的家庭根本无法承担。

所以朝廷才有了赏赐举人路费的制度，根据所处省份远近赐给数量不等的银两，远的十几两，近的几两。但是朝廷给的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还得自己四处借债。

清代举人应考不乏有冻死、饿死、病死在路上的，还有人都是背着一包干粮进京赶考的。比如康熙三十六年状元李蟠，他参加殿试时，就是带着36个馒头进入考场的；最惨还是乾隆二十二年的状元蔡以台，史料中记载他的家庭条件属于“赤贫”，因为没有钱参加会试，竟然将妻子卖给当地的大户才得以大魁天下。

御史所举的两个案例当然也是较为极端的，但是可以肯定，读书人考中举人之后在经济方面并不会获得根本性的改观，所谓当地缙绅送钱、送物的场面，只能出现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

其实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家庭条件才是正常水平，曾家好歹还算是中等地主之家，可是曾国藩考中举人，甚至是考中进士以后，还要到处借钱，直到他外放乡试考官后，才逐渐还请债务。

左家也是耕读之家，在当地也算是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了。左宗棠会试不第回籍后，就面临了严峻的生计问题，自己还开辟了菜园，准备做一个农民，所以那段时间他自称湘上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