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京以及各省，每个衙门的权重是完全不同的，总的来说京师各部院直接与钱粮、刑名、监察事务相关的部门地位就要高。各省与民政相关的部门，比一般的专业性部门地位高。

既然衙门有等次之分，那么必然也会影响到各职官的政治地位。基本上从官员所担任的职务来看，就能发现他们的仕途前程是好是坏。

御史大致梳理了一下，凡文官只要担任了以下三个职务或差事，那么就意味着很快要升官。

内阁学士是从二品官，据《大清会典》和《清史稿》等书记载，其额定为满六人、汉四人。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

内阁名义上是朝廷的中枢机构，但自从军机处建立后，内阁的实权被架空。不过从级别上来讲，内阁是唯一的正一品衙门。内阁学士的级别仅次于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在京师各部院职官中，多少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清代大臣兼职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按惯例内阁大学士一般都是军机大臣或兼管部务，协办大学士也清一色是兼管某一部事务。

所以内阁的行政事务，实际上都是内阁学士在负责。大致从康熙中期开始，内阁学士的地位得以提升，均兼礼部侍郎衔，从原先的从二品变为正二品。

皇帝对内阁学士的选拔十分重视，按照正常的人事程序，如果六部侍郎出缺，内阁学士是排在候选首位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当上了内阁学士一职，百分之九十都会升任六部侍郎，继而升尚书，最后入阁。

御史大致查了一下，清代凡是在内阁学士任上没有获得提拔的仅仅是少数，绝大部分都以内阁学士为跳板，从而跻身准正二品大员行列。

学政的选拔向来严格，最低门槛是进士（实际很多时候都是翰林），各省学政三年一任，任满之后朝廷会重新选拔，很少有学政连任的情况出现。

每逢学政出缺之年，翰林院与各部司官就会四川钻营，朝廷也会举行一场资格考试，称为“学差”。

学政本非官职而是属于差遣，但因主管一省教育与科举，故而地位很高，在省级大员中排名仅次于将军、督抚，列在布按之前，也可以算是二线的封疆大吏。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司官以及翰林院官，在京师竞争激烈的官场上，要想提个一级半级是十分困难的，都得按资排辈依正常的人事程序来走。

而学政这个岗位的出现，成了他们弯道超车的绝好机会。从现实情况来看，各省学政三年任满之后，一般都会得到提拔，如果在京则提升为四品以上京堂；在外则直接选授按察使、布政使，还有一步到位选为巡抚的。

所以说，只要在千军万马中拿下学政，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仕途前程将会迎来一次质的突破。

和学政一样，各省乡试主考官也要经过考试，称为“考差”。乡试主考官是穷京官们发家致富的不二法门，担任一次主考官便可彻底扭转囧困的处境。且不说到富庶的江南各省，就是到偏远的云南、贵州干上一任主考，至少也有数千两的进项。

乡试主考官不仅能迅速捞钱，而且在仕途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分项。乡试发榜至京交差后，皇帝如果觉得满意，就会亲自召见以示褒奖。

京官单独见到皇帝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见到了而且奏对也合圣意，那么想不升官都难。反过来，如果一个翰林出身的京官，连一次考差也没放过，那么是很难得到实质性提拔的，无非是熬时间混资格罢了。

如果说以上三个职务或差事代表着进步，那么也有三个职务在官场被认为是“流放”，主要摊上此是三个职务，仕途大致就要画上句号了。

国子监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这个单位十分边缘化。这是因为国家选才的主要途径还是科举而非学校，国子监的学生入仕，只有通过“朝考”和参加乡试。

而朝考中只选拔一些低级官僚，在京为七品及七品以下小京官，在外为州县佐贰和学官。说到底，国子监并没有发挥出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只是科举的配角而已。

所以国子监的官员，包括一把手祭酒的政治地位普遍不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主要行政部门官员，如果被调到国子监任职，就意味着皇帝对他不认可，只是也没到反感的地步，好歹给个坑让他们混退休。

盛京五部侍郎级别和京师六部侍郎是一样的，但是盛京毕竟是陪都，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尤其对于汉官来说，到盛京去任职，那简直比受到正式的处分还难受。

这一点其实和明代南京六部官员有点类似，凡是到南京任职的高级官员，大多是朝中失势的。只不过，盛京五部侍郎比明代南京六部要稍微好一点，但整体而言也强不到哪里去。

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三个衙门，也是国家行政系统之外的清水单位。一把手或三品或四品，按级别也排在京堂行列。

我们不能说各寺长官不重要，需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如果是六部司官以及各省道府，被提拔为各寺长官，那么就不能说他们没有前途。因为这是按照吏部的章程来的，到各寺任职只是过渡。

而如果是主要行政部门的同级别官员，被调至三寺，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比如大理少卿、通政司副使等，平级调动那么就意味着降级，同时也决定着他们的仕途将就此画上句号，后半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希望。

以上所说只是普遍现象，不是绝对。官员不管是在任何衙门担任什么职务，都有意外发生，诸位还需理性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