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之前，全国共设八个总督，其中地位权势最大的当属直督。不过若以职掌难易以及皇帝重视程度而言，直督似乎又不如江督。诸位勿喷，且听御史之言有无道理。

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曾就两江总督一职，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

“天下之势，居西北足以控东南，而东南出贡赋，饶财货，以供天子百官商贾负贩之所利，故理东南得人，则天下治。金陵，东南一大都会也，总制理之。南昌，又吴楚一大都会也，并隶总制。地广袤，役繁赋重，有三大政，曰河水、曰漕、曰盐。三者一不治，则天下受其困，故总制难于他省，非智勇深沉，能经纬天地者当之，则往不治。”

两江总督对于朝廷而言，关键是选人难；对于江督而言，则是治理难。这是长期存在的两个矛盾。

两江和直隶完全不同，直隶地处京畿随时都在朝廷的监控之下，朝廷对直督的选择余地比较大，可以是旗人也可以是汉人，这也是历任直督中，汉人占了很大比例的关键因素。

两江远离京师，朝廷对两江的态度一直是“离不开、信不过”，加上两江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国家财赋重地、人文之区，江督职掌军政、盐务、漕运、河工等诸务，实为东南第一要缺。

皇帝选择江督的标准无非是忠诚、能力两项，事实上在皇帝看来，忠诚要排在能力前面。但是两个条件都具备的人很少，旗人忠诚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力方面大多不如人意；汉人有能力，可皇帝对他们不信任。

所以江督人选必要时须在忠诚和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平衡，从清初至道光朝以前，出任江督的多为旗人，比例占到了70%以上，这也说明朝廷始终将东南第一要缺抓在旗人手中，不轻易授给汉人。

江督人选大的前提是首选旗人，具体到旗人这一群体又有其他的任职条件。

首先，江督一职从乾隆初年开始形成惯例，凡是江督出缺，必须是在现任各省督抚中选才力出众者调任，就是外省巡抚调任江督的例子也不多，都为总督平调。而且一般不会从京师空降。

其次是曾在两江任职过的官员优先考虑。打个比方江督出缺后，湖广总督和四川总督被军机处提名，由于湖广总督曾担任过江苏巡抚或布政使，四川总督则没有在两江任过职，那么湖广总督胜出的概率就大。

江督是东南第一要缺、肥缺，为人所觊觎，谁都想去两江治上一任。然而其中的难处，只有担任过江督的人才能体会，比如乾隆朝著名的封疆大吏李世杰就担任过江督，他就感慨道：

“两江地大事剧，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抚，一漕督，一河督，两织造，一盐政，巡使、榷关复在外。动皆可具折上达。以一人居十数大吏中，迁就不可，径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为也。”

李世杰出身不高，他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做到封疆大吏的，乾隆对他也信任，可谓忠诚、能力两条都具备。就连他都觉得江督难当，那么换做其他人，就更难以筹划了。

的确如此，两江境内的文官系统中，确以江督领衔。但是别忘了，江苏境内还设有漕运、河道两总督，他们的品级尽管不如江督，但分管的工作是不受江督节制的。

漕运、河工是单独的系统，需要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配合，一旦出现问题而影响到漕粮的征收和河工的贻误，那么江督即便不担主责，最少也得挨个处分。

江督是两江三省最高的军政长官，具体的行政、民政事务还得是江苏、安徽、江西三位巡抚主管。

清代的督抚不是上下级关系，督抚之间出现矛盾也是常有的事，江督作为名义上的最高长官，需要协调三省巡抚，工作开展起来实属不易。就拿曾国藩担任江督时为例，江西巡抚沈葆桢就不听他的调遣，双方的关系一度很紧张。

此外，两江又有两淮盐政，在江督没有兼管盐政之前，盐政也不隶属总督衙门节制；还有江宁织造、苏州织造，这两个部门隶属内务府，是为皇帝私人办差的，江督别说节制，恐怕还得讨好他们。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康熙时期的江宁织造，当时曹家几代世袭此职，巅峰之时康熙帝授予他们密折上奏权，让曹家监视江南士子以及百官，就连两江总督要单独向康熙递折子，还得请曹家人帮忙。

李世杰所说的巡漕、榷关，是指巡漕御史和两江境内的各税关，相对而言他们的级别比较低，对江督的牵制作用有限。

两江三省，三个总督、三个巡抚，外加盐政、织造，这些人都属于皇帝的心腹，也都有单独的密折上奏权。在如此严密的监控网络下，江督要想做出一番作为，非得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和谋略。

整个清代，除了乾隆朝有几位江督历任时间较久以外，绝大部分江督在职时间都很短，虽然说这与旗人整体的行政能力不及汉人有关，但客观环境也是造成江督无法久任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