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吴王刘濞：打仗没钱不行，但光有钱也不行】
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代，有过几次著名的因“削藩”而引发的变乱，诸如汉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中唐的藩镇之祸，明初的靖难之役，清初的三藩之乱。其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成功反杀，堪称特例。
就综合形势而论，汉初七国之乱，吴王刘濞（bi，四声）面临的战前形势，应该是最好的，相对优势也最大，但他能把一把好牌打到稀烂，甚至不满三个月就彻底玩完，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切，都能从吴王刘濞战前发布的那篇檄文中找到答案，附在文后，可查阅。
首先，政治军事斗争的首要任务，无疑是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组建“盟友统一战线”，联合对抗主要敌人。
这是政治道义层面的首要要求，具体呈现便是外交战场的纵横捭阖。
刘濞的敌人，无疑是汉景帝刘启，包括大力主张“削藩令”的御史大夫晁错。刘濞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帜，师出有名上肯定没问题。
刘濞的朋友，他画的线也很明确，除了汉景帝及其胞弟、子侄等诸侯王，其它所有刘姓诸侯王，都是刘濞的争取对象。
刘濞事实上做了很多外交工作，他的战前檄文也明确罗列了一众朋友，而且他这个檄文应该被之后的汉廷有意删减过，比如明确参与过“密谋串联”的，就有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两人，但因为其之后的表现及政治待遇，汉廷只好将他俩“隐藏”不表。
这说明刘濞的确花了大力气构建“盟友统一战线”，他起兵之后，确实也营造了“登高一呼、群王影从”的优势局面。
但这里的关键，光做不行，重要的是实际进展与收效程度。结合之后史实，刘濞的“朋友”大致可以划为三类。
一是胶西王、楚王等忠实盟友，他们多数已经遭受过“削藩令”的处罚，所以铁了心要干掉刘启与晁错，重建政治新秩序。
二是赵王为代表的参与方。他们立场上相对支持刘濞，实际行动上也做出了相关配合，但他们更多的是观望，出力程度取决于刘濞的实际进展。
三是齐王、淮南王等“反水方”。他们事先都同意加入，但事到临头，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背约乃至反戈一击。
这验证了当时政治外交局势的复杂，以及刘濞临机起事的仓促性，他的外交纵横工作并没有完全做到位，尤其是对于中立、摇摆的盟友，为其实际处境与决策困难考虑不足。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现实原因，一是这些盟友还没遭到“削藩令”的铁拳，尚存侥幸、观望心理；二是他们内部权力架构，担任要职的多数是汉廷派遣过来的辅臣，这些大臣无疑倾向汉廷。
实际上，齐王、淮南王、济北王都是被汉臣“劫持”而背约，楚王等人也是干掉了内部汉臣才得以成功起事，这无疑是当时各诸侯国内部的普遍现象。
当然，让刘濞完全做到这一切，未免太过苛责，对比后世的同类行动，他的实际成果已经很不错，但他接下来的骚操作，实在是太过着急，也就显得失策乃至阴损。
在他发布檄文时，居然将所有参与者“拉清单”，一个个点名罗列出来，他的如意算盘，当然是明确、强化统一战线，营造“优势在我”的大好局面。
但是，这些参与方会怎么想？成功了万事大吉，要是一旦失败了，他们是不是注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所以，刘濞这一鲁莽甚至有些阴损之举，实质是无视其它诸侯王的处境与利益，直接将他们“绑架”到自己的战车之上，势必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参与者产生反感，从而调整立场。
可以说，齐王、淮南王、济北王等人的背约乃至反戈一击，其它诸侯王表面配合、实际观望，都是源自对刘濞的不能完全信任，实际就是被这一檄文给逼出来的。
战前檄文，居然分化了自己的盟友，不可谓不失策。
统一战线之后无疑是武装斗争，战场实际进展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吴王刘濞推进迅速、风卷残云，以实际进展昭示占据走势，赋予盟友们胜利在望的信心，相信他们也会很快放弃观望、协力同心。
可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刘濞是个完全的军事战略外行。
首先，他居然把本方的整体战略指导方针和盘托出、公示天下，就怕汉廷不知道。
那段洋洋洒洒的“战略规划”，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北东南三路，分进合击。
这就相当于，刘濞既暴露了汉廷的敌人，又暴露了打法，那汉廷对症抓药、水来将挡，组织各路防御，是不是起码占了先机？
实际过程中，除了刘濞指挥吴楚军向西进攻梁国，胶西王刘卬等人被拖在齐地，其它战场由于诸侯王的观望，根本没有实际进展，因为这一“时间差”的充裕，反而让汉廷的防御战线更加稳固……
其次，造反还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人，估计刘濞算是独一份了。
战前不是没有人向他提出较为高段的战略建议。
年轻却极具战略眼光的桓将军，将这一战的战略精髓一语道破：洛阳、荥阳、敖仓是左右全局最关键的据点，我们必须将之迅速抢占。拿下了我们陈兵函谷关，向天下昭示必胜之势；拿不下，我们在中原之地“以步对骑”，能打赢才怪。
可惜，刘濞固然没有刘邦的识人慧眼，更是全无“战略慧根”，居然仅以桓将军太过年轻就予以否决，也是没sei了。
如果这一战略得以顺利实施，估计周亚夫哭都找不到地方。
客观说，刘濞也不是完全认识不到荥阳等据点的重要性，但他坚持“步步推进、稳扎稳打”的保守策略，一直被拖在梁地。
虽然他也派出探子侦察长安汉军的动向，计划赶在汉军到达前再拿下荥阳。但周亚夫以“曲线妙计”突然空降洛阳、控制荥阳，让刘濞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正如周亚夫所说：“吾据荥陽，以东无足忧者”，整个战局的胜负走势，已经基本敲定。
事实上，正是这个战略精髓层面的严重失策，导致了刘濞之后的迅速惨败。
包括他手下大将军田禄伯的建议，即分兵走南路，最终打到武关一线，同样不失为上策、奇计，但刘濞鼠肚鸡肠，同样否决。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即在收买天下人心上，刘濞的策略那是相当简单直接，用钱砸，砸晕为止，反正我有的是钱！
这个事吧，不能说刘濞做的就是错，毕竟老百姓参与造反打仗，无非是“抢钱抢粮抢女人”，没点油水也确实难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但是，刘濞和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人截然不同，后者这些才是真正的造反，刘濞和刘启之间，实际不过是顶层贵族之间“权力的游戏”，光以钱砸，却缺乏道义层面的“号召”与说服力，短期内是见效极快，但长期呢？
是不是会动摇老刘家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就算刘濞成功取代刘启，如果其他人如法炮制，也以钱砸，局势又将伊于胡底？
所以，仅从这个收买手段上，就能看出刘濞的政治短视，以及道义对于政治运行重要性认知的严重缺失。包括他强行将所有盟友绑上“贼船”，实质同此。
刘濞的另一句话也特别有趣，他说不仅吴地，其实天下各地都有他的钱，只是大家不清楚藏在哪里而已，不知道战后有没有掀起遍及全国的寻找“吴王宝藏”热？
以上。吴王刘濞仅仅折腾三个月就宣告退场，原因无非是他在政治道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层面的严重失策。
简而言之，道义、盟友、实力才是决定政治斗争胜败结局的主导因素，其重要性渐次有差，其中道义最重要，有道义才能有盟友，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实力即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当然也很重要，但如果仅仅靠它，势必陷入盲目迷信武力、穷兵黩武的困境。
太阳之下无新事，以此来观察当前世界的俄乌战争、中美竞争，相信会有相对明确的研判心得。
附吴王刘濞的战前檄文——
【《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
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寡人虽不肖，原以身从诸王。
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陽；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原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也。
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凡为此，原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原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