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篇随笔，所以写到哪算哪。

只论短期影响，贾谊的“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可谓雏形版“推恩令”，晁错的“削藩令”及平定七国之乱的成功，则为稍后汉武帝确立帝制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相对拓开视野，汉朝是从推翻秦始皇开创的帝制起步，但兜兜转转几十年，居然重现、回归了帝制，不知道算不算“屠龙勇士终成恶龙”？

彻底放开视野，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四千年历史，主要探索了两种社会制度，即西周开创的封建制、周制，秦始皇开创的帝制、秦制。

两者主要有以下不同，有些甚至截然对立。

封建制——帝制。

分封制——郡县制。

世卿世禄制——官僚体系。

权力分层、层层管理——中央集权、上下直通。

礼乐制度——外儒内法。

百家争鸣——思想专制。

军礼制度——军权至上。

……

550年春秋战国，历史主流便是封建制向帝制的演进，在秦末汉初，又以60年的时间从头起步、极速演进，算是封建制的“回光返照”、帝制的“螺旋回归”。（60年是指前202年刘邦登基至前141年汉武帝继位。）

说刘邦是秦始皇的继承者，未免缺乏史识，汉高祖名为“皇帝”实为“天子”，他真正媲美的，其实是周武王，可并称“周武汉高”，即封建时代的周天子、汉天子。

在西周以后，只有汉高祖刘邦，或者也包括西楚霸王项羽，才再次重现过周武王的“顶级封建荣光”。

能和秦始皇比肩并真正传承其帝制衣钵的，无疑是汉武帝，也就是常说的“秦皇汉武”。

如前所说，从秦朝灭亡到汉武帝继位，这六七十年的历史，其实是春秋战国550年历史的高度浓缩，相当于再走一遍“从封建制演进到帝制”的历史之旅，只是，这次的步伐大大加速，演进效率也就极高。

历史表象，楚汉战争是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的综合体，项羽刘邦争夺霸主、方伯之位，刘邦联合其分封的韩信英布彭越等诸侯国，消灭项羽及其分封的十八诸侯国。

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国，类似战国兼并与六合一统。

同姓诸侯王所引发的以“七国之乱”为代表的多次叛乱，实质是分封制对郡县制的全面反扑，也有贯穿春秋战国的顶级封建贵族，其家族内部权力游戏的缩影，比如春秋时代晋国大小宗之争、公卿争权、齐国王位继承之争，战国时代三家分晋，王与君之争等。

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王国十数，诸侯林立（指萧何曹参这类诸侯国），这都是封建制的典型特点，所谓“公侯伯子男”，诸侯王类似“公”，诸侯类似“侯伯子男”，地位按封邑、户数各有差。

所以，秦汉之际的历史，是从汉高祖刘邦的顽固封建制起步，以仅仅60年的时间，高效演进到汉武帝刘彻的帝制。

这个历史过程，站在帝制角度，能够取得最后成功，郡县制是基础，贾谊的雏形版“推恩令”是尝试，晁错的“削藩令”是关键，主父偃的成熟版“推恩令”则是定鼎、收官之举。

他们这些令的实质，是瓦解封建制，消除分封王权、侯权对新兴帝权的实际或潜在威胁，用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

相比秦始皇是在10年之内用暴力手段强行确立帝制，汉初这60年，虽然也不乏平定七国之乱这类强力镇压措施，但综合手段无疑要温和很多，历史进程也就相对平缓，自然更易接受与维持。

但是，我们不能用后世尤其是两千多年后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否则只会获得“帝制必然取代封建制”、“帝制就是比封建制好”等干瘪、教条的结论。

更值得思考的是，在有了秦始皇包括二世胡亥这类“前车之鉴”，所谓秦制、帝制，先不论必不必然，真的是当时社会大众所向往、渴望的制度么？

曾经享受过秦始皇“福荫”的山东六国百姓，恐怕不会渴望皇帝“死而复生”。对比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老百姓哪个阶段活的更为舒坦，相信也不难判断。

上头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还是独尊儒术、好大喜功，老百姓被折腾的深浅程度，一目了然。

纵观两千多年帝制时代，能被称为“治世”的，多数是“皇帝”存在感不强的时代，社会自然容易消停。

回到汉初，秦制、帝制的暴虐就在眼前，时代回归封建制，并用黄老之学取代法家实属正常，作为时代精英的代表，贾谊也深入思考、系统分析过秦朝灭亡的原因，那他为何在封建制和帝制之间，反而选择助力帝制的再次崛起？

或许不得不承认，对于活在历史中的具体人物，用所谓历史规律、宏大叙事来审视、要求于他，实在是一种苛责，即使他们睿智高段、见微知远，也处于所谓“历史正向”之中，但更多的，不过是见招拆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以，与其说贾谊、晁错、主父偃在为“帝制崛起”而努力，还不如说，他们选择站在皇帝一边，以皇帝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

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三人出身都难说高贵，至少不是诸侯之家。他们实质属于官僚阶层，自然与分封制格格不入。

而帝制能够取代封建制，具体到历史人物身上，实质是皇帝联合官僚阶层，消灭、取代诸侯王、诸侯阶层，这或许才是汉初制度演变的现实动因。

于是，他们被反对、排挤的现象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比如贾谊因周勃、冯敬等人“诽谤”而丢官，晁错被窦婴、袁盎“阴死”，主父偃甚至敢得罪诸侯王级别的人，不被收拾才怪。

后者这些人，都至少是诸侯出身，双方既是权力斗争也是阶级斗争。

晁错的父亲甚至说出了更深层的本质——

【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譁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削藩令”是能安定老刘家，但你老晁家呢？为了皇帝的所谓“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你连自己与家人的性命都不顾了么？皇帝的事就真的那么重要？

再进一步，皇帝、诸侯王、诸侯这些人，都有各自明确的立场和利益，为什么偏偏只有你晁错只能依附皇帝，以皇帝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以皇帝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压根就没有自己的独自立场与利益？

比如，贾谊的“众建诸侯以少其力”、晁错的“削藩令”，都是对诸侯王下手，低一级的诸侯们完全可以参与其中，配合皇帝借此“立功”，但为什么以周勃、窦婴为代表的顶级诸侯，不仅不这么做反而全力反对？

说白了，贾谊晁错并不是“世人皆醉我独醒”，周勃窦婴对于政治局势的研判，更不会弱于他俩，只是各自的立场与利益追求相互对立罢了。

不管谁对谁错，起码作为一个个体，贾谊尤其是晁错，事实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也是后续帝制时代，官僚阶层最为显著也最让人诟病的典型现象。

贾谊、晁错、主父偃这些人，还都是知识精英群体，但为了获得政治入场券，他们实际是选择了彻底“卖身”。

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所在。

文章标题所写的“贾谊不宜，晁错有错”，其实就是这层意思，在封建制下，因为权力分层，各个层级的个体至少能够保持一定独立性，但是在帝制之下，因为权力集中，个体独立性的空间本就极小，随着帝制权力不受约束的无限扩张，注定完全消失。

贾谊、晁错尚处于帝制的崛起期，他们原本可以不用这么卑微，但他们无立场、无原则、主动上杆子向皇帝靠拢、为皇帝卖命，为后续的历史开了个极坏的头，皇帝正是被这种曲意逢迎的游戏规则给惯到没边的。

而皇帝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贾谊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当然不会只和贾谊扯淡，很多建议确实也听了进去，但也就是听听而已，具体该怎么操作他自有主张，而且不让贾谊掺和。

晁错更悲催，汉景帝决定干掉他都没提前通知一声，被卖了都还蒙在鼓里。

就这类爱答不理、过河拆桥的玩意，他俩还上杆子朝前凑，是不是自己作践自己？

至于他倆的努力，就是为了捧出一个凌驾于众生之上、不受约束的存在，让世人与后人都和他俩一样匍匐在下，难道还该感谢他俩么？

由皇帝和诸侯集团、官僚阶层形成三方制衡，哪一方也别彻底说的算，相互商量着办，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汉初其实给过中国历史一个机会，即彻底抛弃秦制、帝制，在封建制的大规则下摸索发展，这和中国之外的世界史主流反而更为契合，可惜，中国历史就此误入歧途，掉入了两千年帝制泥沼，始终爬不出来。

如果有人认为贾谊晁错做的就是对，帝制就是无条件比封建制好，那我只能说，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专制思想的确厉害，能把有些人的CPU给PUA到消失。

前人或许没得选，但现代社会，做个独立而不依附的人，这应该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