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十月，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最后一支精锐武装，即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铁骑在北塘被英法联军击败，天津沦陷，英法联军直逼京师。

咸丰帝惊慌失措，由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同时连下谕旨让各省督抚带兵勤王，而在朝廷眼中，曾国藩的湘军战斗力最强，因此咸丰帝指名让曾国藩调拨数千精锐，由湘军第一悍将鲍超领兵北上，其部由满族亲贵胜保节制。

曾国藩接到上谕后为难了。

皇上有难国家危亡，作为大清臣子理应义无反顾带兵入京，没什么好商量的。可是这个时候，湘军各路主力都集结在安庆周围，准备发起一场大会战。

安庆会战对于曾国藩来说事关大局，如果拿下安庆那么这场战争大概率就能打赢；如果拿不下安庆，那么局势就很难预料了，搞不好就会前功尽弃，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所以当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就立即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之中，调走鲍超那么安庆之战就没有必胜把握；如果不去，就会担上一个不忠不孝的罪名，一旦咸丰转危为安，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说，咸丰帝在上谕中要求也不高，只是让鲍超带领数千兵马入京。当时湘军数量至少有十来万，区区数千兵马不不足为奇。

然而现实情况是，安庆会战不在于兵多兵少，关键还是鲍超其人事关战局的胜败。

湘军将领中，鲍超向来都是勇武彪悍著称。自三河之战李续宾所统领的湘军精锐被英王陈玉成全歼后，湘军将领只要听到陈玉成的名字，心里就发毛。只要在战场上听说对面是陈玉成，就好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湘军将领中不怕陈玉成只有鲍超和多隆阿两人，也难怪他们有“多龙鲍虎”之称。很不幸，这次安庆会战太平军的主将就是陈玉成，如果在这个时候调走鲍超，无疑就是砍断自己一条臂膀，必然影响整个安庆战局。

上谕中还有一层没有挑明的意思，咸丰帝指名将鲍超一营调拨给胜保，而胜保与僧格林沁一样，都是咸丰帝最信任的八旗贵族。他也想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削弱湘军的实力，一旦鲍超被调走，那么日后再想调回来几乎就不可能了。

曾国藩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但是仍拿不出一个万全之计，以至于连续几天都是寝食难安。

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想到了一条妙计，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曾国藩的幕府人才济济，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一方封疆大吏，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都拿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应对。这个时候，李鸿章私下向曾国藩献出一条妙计。

要说对时局的认识和把控能力，还是李鸿章最有见地。他分析英法联军已经打到了北京城下，如果要强行攻城，那么京师必然难保。

这个时候就是各省兵马北上，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所谓的北上勤王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

英法两国侵略者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攻下北京城，他们的本意就是要扩大在华利益，而且当时英法与俄国沆瀣一气，以目前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对抗。联军之所以围困北京，主要还是以武力为威胁，以争取谈判主动权。

李鸿章分析，英法两国最终都是要和朝廷坐下来谈的，皇上可能会受一些委屈，但大清还没有到亡国的地步。对于朝廷来说，太平天国才是心腹之患，安庆若是打不下来，对于朝廷和湘军来说，才是真正关系到天下安危的。为此李鸿章给出了八字方针：按兵不动，请旨观望。

曾国藩一听很有道理，有了这八个字他心里就有主意了。他马上写信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就派兵北上一事做了沟通和安排。

曾胡两人向来配合默契，商议之后，曾国藩便向朝廷复旨，说皇上有难臣下岂敢坐视不理。只是鲍超不过区区一员武将，让他带兵入京，途中所经各省之军饷、后勤必不能筹划。

曾国藩在奏折中还不忘贬低鲍超，说他就是打仗勇猛，实际上不是一个致远之才。他认为勤王一事，非得他或者是胡林翼亲自出马才行，至于派谁，还请皇上做主，只有上谕一道，马上调重兵北上。

曾国藩信誓旦旦，说自己要亲自带兵北上，这让咸丰颇为感动，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面子上的工作是做到位了。

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曾国藩是在耍滑头，如果他真心要北上救驾，其实根本不需要再次请旨。第一道旨意下来之后，他就可以奉命北援。事实也是这样的，其他各省督抚接到上谕后，都是亲自带兵的。

而且曾国藩抗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曾国藩两次丁忧回家守孝，都是上完奏折就走人，从来不等皇上的批复，这次明知救驾之事急如星火，却非要等着咸丰批复。

不过曾国藩做事向来谨慎，从来不抱侥幸心理。上完奏折之后，他还是做了准备，他额外拨出一万湘军，一旦接到旨意，就随时北上。但是围攻安庆仍是他的战略重心，不会因此而变化。

一个月后，咸丰帝的旨意下来了，也正如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朝廷与英法两国在谈判桌上签订了《北京条约》，并指示曾国藩让他拿下安庆，至于鲍超也就不用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