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潘天寿逝世13年后，女儿潘秀兰将父亲当时价值4亿多元的120多幅遗作全部无偿捐给国家。

画作捐赠完，潘秀兰赶到普陀山，朝着普陀佛顶山三步一磕头地前行。

普陀山隐修庵里有她苦命的儿子朱仁民，一次意外摔断腿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这笔钱。

可潘秀兰却毅然决然地捐了，只因父亲潘天寿临终前的一句话：

“无论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那些东西都是民族的。”

如果没有当年那场意外，潘家或许还要再出一个大画家。

朱仁民4岁就跟着外公潘天寿学画，当时他天天看外公坐在画桌前作画，天真以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画画。

受外公影响，朱仁民从小立志当个画家，但潘天寿很不看好这个外孙，老骂朱仁民画的东西四不像，还苦口婆心劝他放弃：

“画画要有天赋，艺术不是谁都能做的，适合自己的才能走这条路。”

结果，他就马上向外公展示了自己的天赋，10岁拿下舟山市全市美术一等奖。

（朱仁民）

他报考浙江美院附中，明明是华东地区第一名，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落榜。

当时，潘天寿正任浙江美院院长，潘秀兰却没想过要跟父亲说一句儿子的情况。

她觉得，儿子既然要从艺，就得堂堂正正靠自己的本事去争取，靠关系走后门算什么？辱没潘氏家风。

于是，在朱仁民还是小孩时，他们一家人就因外公的问题，被赶到舟山的海岛上住。

一家五口人挤在15平米的残破茅屋，全靠中学美术教师的母亲一个月30块工资生活。

为了生计，朱仁民从上初中开始，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打渔、打铁、教书、泳池救生员、给剧团当美工、在文化馆当过美术干部……反正只要能混口饭吃，他都干。

但朱仁民还能继续画画，纵然日子再苦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可命运仿佛就是要故意戏耍他似的，让他一直都有吃不完的苦，又不把他生的希望全部掠夺去了。

在他濒临绝境时再赏他一点盼头，让他凭着这点虚假的光活下去，让他心生出再活一活，万一真的有希望。

然而，下一瞬又是致命一击，1980年底，朱仁民在高处绘制巨幅作品《大道·海天篇》，不慎从高脚架跌落，腰椎神经损伤。

医生告诉他：你以后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下好了，以前他总埋怨，母亲对自己的学生比对他还要好，将朱仁民和哥哥一起轮流穿的唯一一件旧棉袄给学生。

还把朱仁民的袜子脱下来给挨饿受冻的学生，朱仁民只能在鞋子里塞满厚厚的废报纸御寒，不然冻得两只脚都没知觉。

现在也不用这么麻烦了，这双脚以后用不上了。

朱仁民摔瘫痪后，剧团工作效率非常高，立即停掉了他所有的福利和工资。

家里住不下了，朱仁民也早已娶妻生子，工资没了，一个月2.5元的房租实在付不起。

潘秀兰只能把残疾的儿子安置在普陀山的破庙里，隔三差五去给儿子送饭。

当时，医生也告诉他们，朱仁民这双腿要是有钱，也未必不能治好。

而上天就像有意要考验他们母子情，就在这时，外公潘天寿被平反了，国家给了潘家25万奖金。

当时这笔钱能买下镇中心的半条街，治朱仁民一双腿有何不可？

可被平反后潘秀兰做了两件事，先是将父亲生前120多幅画作无偿献给国家，又把25万一分未留全捐出去设立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美院、树人大学等贫困学生。

潘秀兰来普陀山看儿子，握着捐款签字单问朱仁民：“你看行吗？”

相当于拿着一块面包，问饿得饥肠辘辘的乞丐，那些人比你更饿，可以把面包让给他们吗？

朱仁民有些赌气：“阿娘，你定，我姓朱不姓潘。”

潘秀兰也觉得有愧于儿，万般愧疚也只能说一句：“你外公说过，这是民族的，不是我们的。”

朱仁民感受不到身下双腿的力气，也感受不到眼睁睁看着母亲在捐款单下签字时的心痛。

捐了画捐了钱，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两次来岛上接见潘秀兰一家，与潘秀兰聊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他们表彰潘秀兰一家“爱国的、高尚的、无私的”，除了西藏，全国所有的省报都报道了潘秀兰的善举。

然而，她的善举却被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

又是捐画又是捐款，虽然被平反了，但潘秀兰一家还是住在岛上半山腰破败不堪的茅屋。

潘秀兰年纪也大了，74岁的她实在爬不动山了，出行很不方便。

学生经常劝她：

“您捐了那么多亿的钱，领导都对你那么尊敬，您可以将捐款的报纸和领导的合照让政府看一下，他们或许会帮您从山上搬下来。”

最后一次，潘秀兰听进去了，她第一次捧着报道的报纸和合照去县政府。

某负责人云淡风轻地说：“你拿这照片来干什么，这种照片我们多的是，你多少亿都捐掉了，还愁这么个小房子吗？”

真是荒唐至极，好人做了一百件好事，一旦他们迫于生计索取一点点恩惠，他们便不再是好人。

菩萨必须高高居于云端之上，不能沾染一丝凡间俗气，不然就对不起曾经为她颁发的各种奖项。

更巧合到荒唐的是，74岁的国画大师潘天寿被打到肾脏俱裂而死。

20多年后，他的女儿同样74岁，捐画捐款，却连间房子都讨不到。

而在普陀山苟延残喘的朱仁民，整日与破庙里的蛇和老鼠作伴，他无数次想过自杀，甚至小舅潘公凯给他寄的120元，他也退回去了。

这钱是舅舅三四个月的工资，他舍不得用，但潘公凯又固执地买成西洋参寄回给外甥。

人是个奇怪的生物，反复想寻死，但又竭尽全力活着。

死亡与求生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共存，正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说的：她想去巴黎，她也很想死。

朱仁民当时甚至“狂妄地想”：我要是死了，这个国家少了我就亏大了！

（年轻时的朱仁民）

没想到，没有经过任何治疗的双腿，居然在几年后站起来了。

当恢复到差不多能爬，走得还不利索时，朱仁民揣着仅剩的300块，拄着双拐就下山闯荡世界了。

医生说这样操之过急，容易坏事，腿最终能好到什么程度尚未可知，劝他好好静养。

朱仁民一笑置之，如果自己的这双腿终究要废掉，那倒在追梦的路上，他更划算。

当时买不起拐杖，一根是用拖把柄头上削削圆缠上布改装的，还有一根是普陀山破庙里的农民砍的桃木，送给朱仁民的。

在外流浪的日子里，他曾去美院画模特，也到杭州当保姆为生。

睡在杭州的柳浪闻莺公园，5块钱的浴室舍不得消费，300块在他大腿根捂得发热。

多年间，朱仁民游历了十几个国家，从拄着双拐到扔掉双拐。

在新加坡，他看见了人类对已被破坏的环境进行修复。

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第一次明白了母亲无私捐画捐款的用意，也才听懂外公生前的那句话：“这些都是民族的，不是我们的。”

1992年朱仁民回国后，他决定余生要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不管是荒滩、湿地、运河、路桥，凡是被人类破坏过的典型地貌，他都要用自己的人生甚至生命作代价，进行艰苦卓绝的生态修复。

他告诉母亲：“这辈子，这民族，这国家最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朱仁民住在普陀山时，曾对千米之外的一座无名小岛产生着独特的臆想，那座岛屿酷似海上卧观音，与众生同在，仰望苍穹。

当他得知当地要把它填掉开发房地产，朱仁民慌了，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怎么能破坏？

他想尽一切办法，自掏腰包买下了这座岛屿，并给它取名“莲花岛”，朱仁民也随之成为中国第一个无名岛岛主。

他亲自手绘图纸，岛上所有的建筑，包括莲花岛最为壮观的八百米花岗石五百罗汉长堤，都是朱仁民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也是他一锤一斧雕出来的。

（八百米花岗石500尊罗汉长堤）

在无水、无电、无路、无码头、无航线、无绿化，人类无法生存的荒岛，朱仁民居然独自建造了30年，耗资几千万，30年间的图纸设计稿摞起来跟他人差不多高。

然而，费尽他三十多年光阴的心血之作，最后他竟然永久免费对全世界开放。

这时他已经有钱给母亲买套房，可潘秀兰却说不要，让他把这笔钱拿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建设祖国。

1999年，朱仁民又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单枪匹马飞到银川。

他耗时六年，航程十几万公里，往返108趟，把沙尘暴中一万三千亩沙化盐碱荒地设计修复成中国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唯一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为西部荒芜的大地增添了一块塞上江南。

（修复后的公园）

2008年，为配合运河的申遗，朱仁民创作巨幅长卷《大运河•银湖墅河上徒稿》；

又花费两年将水墨丹青演变为杭州现实的建筑和景观，使杭州著名的臭水沟胜利河变成了浙江唯一的“国字号”餐饮街。

（胜利河的原貌）

（修复后的胜利河如今的样子）

2010年，朱仁民修复遮挡在普陀山码头前巨大的破壁裸崖，建立了国内外著名的“海上布达拉宫”……

如今，朱仁民已经76岁，用艺术拯救生态的行动还在继续。

他自知这辈子无法像外公一样当民族脊梁，做不到名留青史，追求功名也不是他的意愿。

他说：“我和我的前辈、家族一样，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为国家、为人类、为天地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他听过无数历史哀叹的回声，也看过无数在命运里踏错的马蹄，以及无数前辈落寞离去的背影。

可在今日的太阳面前，他还是想花掉自己全部的力气，赶在夕阳落下之前，给这大地种满永生花。

让世间铭记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位置，中华民族不比别人差！

下面是朱仁民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