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原本只是纯粹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始越发明显地带上民族主义和政治的印记，德意志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进入文化民族主义阶段。

法国革命让歌德感到“心花怒放”，让克洛卜斯托克“欢呼高卢自由的来临”，让黑格尔看到了“旭日东升”，其余如赫尔德、贺尔德林、谢林、费希特、贝多芬等显贵名流无不对大革命赞誉有加，日后这些名流也成为拿破仑在当地统治的支持力量。

在美茵茨，甚至出现了直接响应法国革命的革命行动，福斯特尔的革命尽管短暂，但他让德意志这片封建河流紧紧盘绕的土地第次诞生了共和之花。"而在比利时和荷兰，法军的成功占领很大程度上源于本地反抗的配合，像比利时的革命领袖简·弗兰克斯·沃克和巴达维亚军团的领袖赫曼·丹德尔就都是为皮什格鲁将军开路的有功之臣。

在法军完成对低地国家的占领后，他们又成为新生政府的重要统治支柱。在意大利，从法国革命爆发的一刻起，以法国理念为旗帜的革命行动便像爆炸一样遍地开花 ：菲利普·布奥纳罗蒂在托斯卡纳、埃马努埃莱·德德奥在普利亚、路易吉·赞博尼在博洛尼亚詹巴蒂斯塔。

德罗兰迪斯在皮埃蒙特、保罗·迪布拉西在巴勒莫先后发动起义雅各宾分子、爱国社团、政治供乐部在意大利各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只是这些政治活动皆因力量太过弱小而普遍早天，拿破仑领导的意大利战争，有力地促进了意大利的革命活动。

在他主持下成立了行政委员会的米兰，立刻成为革命的圣地，意大利各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爱国者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地。当地的攻治活动也的确举办举行得有声有色。

1796年9月的一次论文竞赛就以“哪一种自由政府能更好地赐予意大利以幸福”为题，知识界人士踊跃参与，最后由皮亚琴察人梅尔基雷奥·焦亚独占鳌头，他的答案是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自由民主共和国”。

可见法国自由共和的原则在意大利知识界的深入人心。为适应意大利的形势，拿破仑还在这里成立了一系列共和国政府，包括伦巴底共和国和扩大后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奇斯帕达纳共和国、柏特诺珀共和国等。

瑞士的情况也与意大利类似，政治俱乐部和骚乱到处都在发生，下哈劳蒙泰、威韦、乌契、纳沙泰尔、日内瓦各地都是如此。教士和责族试图通过镇压来扑灭动荡的火焰，但很快农民拒绝再交什一税等封建赋税的做法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

原因也极其简单，因为他们的邻居法国已经废除了全部的封建义务，日内瓦则在1794年通过了本邦的革命宪法，并通过政治运动清洗守旧党，1798年它被直接并入法围，紧接着伯尔尼政府在法军大兵压境的环境下未作出任何有效抵抗便自行解散了，瑞士遂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刚刚经历了第三次瓜分的波兰人一直对瓜分其领土的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极仇视，因为时间上太过接近，所以波兰人民斗争中的民族独立色彩就尤为浓重，为了响应法国革命，波兰也成立了大批以法国革命理念为宗旨的秘密会社；波兰人民还直接参加法军，来支持对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的战争，在意大利时拿破仑就曾组建过全由波兰人组成的波兰志愿兵团，兵团的战歌《波兰不会亡》后来成为波兰国歌。

从第二次直到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乃至在镇压圣多明各的战事中，波兰士兵前仆后继亡者无数始终与法军站在一起。在拿破仑的骑兵改革中波兰骑兵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波兰贵族、革命家约瑟夫-安东·波亚托夫斯基还因为战功赫赫而成为拿破仑帝国的元帅之一。

法国革命确实给响应革命的小国带来了状况上的改善，这也是一个客观可见的事实。德意志、低地、意大利、瑞士、波兰的分裂、落后、内部矛盾、剥削压追确实因为法国的革命而减轻。

凡是法军开过之处，封建制度和农民役租皆如乌云见日立变烟消。贵族和教士被拉下神坛，贵族不再能够垄断行政权力，恰如教士不能再统治人的信仰一样，高效的近代行政部门和信仰自由得到确立并获得法律的保证。

统一的度量衡和有保障的商法被广泛推广，关卡被取消，营商环境起码在大陆封锁强化以前变得空前得好，资本主义因此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警如，从1794年起就被法军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被取消，让这里在经济和思想上发展成为整个19世纪德意志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再如，比利时更是在法国统治时期达到了其工业化进程的顶峰阶段，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保护了比利时的工业产品避免受到英国商品的冲击，同时开放的法国市场和军事订货又为其工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刺激，比利时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就是以此为发端迅速取得成效的。

而作为集革命原则之大成的《民法典》，则在整个法国的统治范围内得到普遍确立，拿破仑把欧洲人民从未真正体验过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的空气，散播于一切有法军驻扎的地方，这种新鲜环境的体验是不可逆转的，毋庸说法军的占领地在维也纳会议以后皆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对封建复辟的自由主义斗争，就是反法同盟国内的反动统治也发现越来越难以像先前那样进行旧方法的统治了。

这些反抗运动与法国革命的直接关联从一个例子中就能看出，在伟大的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那一代，当特里尔的热血青年参加自由主义运动时，尽管他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他们依然会在游行示威中齐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并主动用伏尔泰和卢梭的理论武装自己。

革命外交的原则承诺法军将为任何一个反抗旧制度的民族提供武力支持，这种世界革命的理想是有着极强的鼓舞作用，但它也的确威胁了欧洲当权者一直努力维持的均势格局。在革命初期他国对法国革命尚且保有的一丝好感或起码的中立，随着革命的激烈程度日胜一日，越来越被反感乃至憎恶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