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巴托罗缪惨案后几年的时间里，三王子阿朗松公爵、第二代孔代亲王、纳瓦尔国王亨利、当维尔公爵与第三代吉斯公爵亨利·德·吉斯很快代替了原来的让娜、第一代孔代亲王、科利尼与第二代吉斯公爵，吸引不同的效忠群体，成为各自派别的领袖，从而掀起第五次宗教战争(1574-1576)。

这期间，年轻的国王查理九世病逝(1574年5月30)，原安从兰赶回继位(1574年9月返法国，后称利三世)，暂时的位空缺与太后摄政更加速了上述封建势力的形成与发展。第二代孔代亲王比利长一岁，不过按照继承权排位，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排在亨利之后，自小生活在新教环境下。

1572年他参加了堂弟亨利的婚礼，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之后，面对改宗的要求，他起初的抗拒比亨利明显强烈，表示要忠于“真正的宗教”“甚至不惜牲命”但最后迫于大形势而改宗。1574年他选离王宫，再次改信新教并寻求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援助，随后被当年召开的法国新教大会指定为法国新教团体的保护人。

第二代孔代亲王选择了一条联合外部势力武力反击王室的道路，德意志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信奉加尔文教，他和幼子让·卡西米尔以日后控制法国三个主教管辖区等为交换条件，在财力与军事方面支持第二代孔代亲王，1576年初，卡西米尔与第二代孔代亲率领新教大军进攻法国。

阿朗松公爵是凯瑟琳的小儿子，其三位兄长依次继承王位，他距离王位的路相对漫长。在其兄安茹公爵赴波兰称王之后，法王查理九世曾答应将安茹公爵曾担任的王国摄政官一职委任于他，但由于第三代吉斯公爵的挑拨，同时凯瑟琳担心他日后对安茹公爵继位有威胁等原因,这一职位旁落他人。

此次事件令他与母亲、兄长间的隔阁加深，他也愈发向愤懑派贵族“靠拢法王查理九世病重，安茹公爵远在波兰，小王子阿朗松公爵的政治地位变得十分重要，不少愤懑派贵族寄希望于他，一系列助其逃跑的计划陆续展开，太后凯瑟琳了解其分裂倾向，对其严加看管。但是在1575年9月，阿朗松成功出逃亨利三世即位不久，无法立即召集足够兵力予以追击，并且当时很多贵族不愿意得罪两兄弟中任何一方。

获得自由的阿朗松公爵一方面宣布效忠于国王，一方面发表有利于愤懑派与新教的声明，与温和天主教派当维尔公爵曾经提出的要求类似:如清除政府中的外国人(即指凯瑟琳的意大利大臣与第三代吉斯公爵等)呼吁宗教和平与宗教会议，召开三级会议等，同时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他的事业。

因此，尽管没有直接抨击国王，却将自己与新教事业联系在一起，并暗示会诉诸武力，从而给亨利三世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面对两兄弟的对峙以及阿朗松公爵欲加入第二代孔代亲王的打算，太后凯瑟琳被迫出面，她与阿朗松公爵谈判，并在尚皮尼城署停条约(1575年11月21日)，该条约确认新教礼拜可以在新教徒控制的所有地区进行，给予阿朗松公爵五处要塞，第二代孔代亲王得一处要塞。

此外，阿朗松公爵还将获得两千多名步兵、火枪兵等，以及五十名瑞士卫兵。无论对于新教阵营还是王室，阿朗松公爵的政治地位均显得愈发重要。

当维尔公爵是法国元老阿纳·德·蒙莫朗西的次子。阿纳·德·蒙莫朗西曾是亨利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1567年指挥第二次宗教战争时受伤而亡。

该家族虽非王族但也是法兰西古老显赫的贵族。随着宗教战争的发展，吉斯家族走上天主教极端派道路，蒙莫朗西家族则逐渐倾向于天主教温和派，阿纳·德·蒙莫朗西的外甥即是新教派原主要领袖科利尼。

两大家族间矛盾不断加剧，吉斯家族在宫廷事务中更占优势，排挤后者。不过阿纳·德蒙莫朗西有很多子女，均有显赫地位,该家族在地方特别是南方形成“独立势力”“无论是凯瑟琳，还是波旁-阿尔布雷家族，均对之无能为力”。

圣巴托罗缪惨案后，吉斯家族势力再度强化，安茹公爵任波兰国王时期，王国摄政官一职被授予洛林公爵查理三世，倾向温和派的蒙莫朗西家族继续失势。

1574年5月，当维尔公爵的兄长被指控策划了阿朗松逃跑一事，被抓入狱，当维尔公爵也被查理九世宜布剥夺朗格多克督军一职，愤怒的当维尔公爵向朗格多克新教徒靠拢，与之停战，并被后者选为他们在该地区的保护人。

历史学家克内克特对此评价说:“一个两派宗教愤遇贵族的联合形成了，共同对抗政府”。第三代吉斯公爵亨利·德·吉斯，是宗教战争初期天主教阵线吉斯派领袖第二代吉斯公爵的长子。

1563年其在第一次宗教战争中被一名新教徒刺杀身亡，不满14岁的他由其叔洛林红教查理·德·吉斯教育培养，他继承父业，维护天主教极端派利益与其家族在其中的领袖地位。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投身宗教战争，参加多次针对新教徒的战斗，包括导致第一代孔代亲王被杀的雅尔纳克战斗;圣巴托罗缪惨案中，虽缺乏有力证据证明他是策划者，但他承担了率兵杀害科利尼等新教贵族的部分清洗行动：大屠杀后，围攻拉罗歇尔城市的战斗中也有他的身影。

多年领军作战加上父辈留下的威望与影响，亨利·德·吉斯逐渐成为胜任的天主教极端派领袖，据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的《宗教战争》一书，早在大屠杀以前，巴黎市民已经把对其父的崇拜转移到他的身上。尽管其家族在宫廷的影响受到凯瑟琳的提防与控制，但他们在巴黎与很多天主教城市发展了庞大的附庸队伍。

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也让亨利这位纳瓦尔国王兼法兰西亲王坐立不安。巴伯隆教授指出改宗后的亨利成为凯瑟琳的“人质”，如在其要求下给教皇写悔过求情书，签救令要求贝亚恩地区恢复天主教信仰，要求拉罗歇尔城接受王室指派的督军，甚至参加针对拉罗谢尔城的攻城战，等等。

凯瑟琳在努力实现其统一宗教希望的同时，也让新教派对于亨利的信仰与品行产生质疑，可谓一举两得。

迫使亨利改宗，将此事昭告天下，并让亨利参加围攻新教派的战争，这些被学者罗纳德·S·洛夫总结为王室与凯瑟琳孤立亨利、打击新教派的政治三步骤：此外，王室还对亨利密切监视，凯瑟琳派二十多名密探随时随地跟随他。

在亨利三世继位前限制他与阿朗松公爵等人的活动等，从1574年至1576年亨利尝试出逃不少于7次。同时，宫中权力争斗让亨利的软禁生活更加艰险:查理九世久病不治，接下来继位的亨利三世与阿朗松公爵彼此提防，暗斗。

第三代吉斯公爵野心勃勃，统领天主教极端派:凯瑟琳始终不信任有继承权的阿朗松公爵和纳瓦尔国王亨利，她与亨利三世一起挑拨二人关系，阿朗松公爵与亨利的关系也因此一度显得冷淡，就连玛格丽特也卷入这场宫廷恶斗。

不时充当双面间谍早在1574年一次出逃失败后，亨利就曾公开对王太后凯瑟琳表示:在其母让娜亡故后，他坚持履行了本可以找理由拒绝的婚约，他信任国王，但其新教随从中的不少人士却因其效忠而像遭杀害:他遭到敌人的诬陷。

然而王太后却不信任他，更重视吉斯家族而非和她更亲近的波旁家族;他不断听到有人意图暗杀自己的传闻，他的领地也已经不服从其管理，出于自身安全与领地管理的考虑，他要返回领地利。

这反映出当时王宫的权力争斗与君臣缺乏信任，是王权危机的重要证明。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亨利能够与凯瑟琳、查理九世、亨利三世、阿朗松公爵及第三代吉斯公爵等诸多王宫显贵共处三年半，未与他们发生实质性冲突，而且就在逃跑的前一天，还和第三代吉斯公爵大示友好，邀其一同打猎，由此可见亨利具有应对复杂局面与派别斗争的能力，这也为其后来在多股势力角逐中渐占上风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