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历史爱好者的印象中，西安事变前的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发，才导致蒋介石被迫调转枪口抗日，才保全了红军，给了我党起死回生的机会。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深入的探究。

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后的境况，不乏一些亲历者的详细回忆。

比如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说的：

“这时，中央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1200余里，南北亦600里，现有九城在我手中……

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住。”

“彭德怀也给我发过一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我印象很深。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约80万，而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才40余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

又比如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陕北根据地的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及时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那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

“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什么样子。”

关于陕北贫瘠，红军战士吃不上饭，穿不上冬衣的情况，1936年11月8日，中央书记处在给驻共产国际的王明的电报中是这样写的：“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如果单看这些描述，红军在陕北已经是马困人乏，无以为继，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关节，仿佛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前途只剩下了灭亡一条。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从国民党的视角来看看：

1936年2月18日，为了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毛主席向彭德怀下达了红军东征的命令，即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通过打击阎锡山的军队，在山西筹款、扩红、建立根据地。

在东征前夕，毛主席满怀壮志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诗词是环境和情绪作用下人的心声，从这首词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悲观情绪，反而看到了毛主席对革命前途极大的乐观。

东征战役从2月18日打到5月初，前后历时两个半月，正如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山西比陕北富裕太多，“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土豪财产，筹了不少款子……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4师就扩红1300多人，全军团共扩红5000多人。”

虽然因为中央军的加入，红军最终退回了陕北，但中央认为，东征成果显著，主要有二：一是在政治上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而是在军事上补充8000多新兵，筹款30余万，消灭国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无数。

正如直罗镇战役让东北损失惨重，心生恐惧一样，东征战役也给阎锡山和他的晋军带来了同样的效果。

阎锡山的亲信心腹徐永昌（国军一级上将，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原大战后曾代替阎锡山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在其日记中记载，东征战役后，阎锡山对红军畏惧如虎，“阎先生到处申说共匪如何如何厉害”，甚至认为“日本可抗，红军不可抗”。

徐永昌本人也对红军的战斗力之强悍大为震惊，他分析指出：红军东征的兵力不过2万左右，而中央军和晋绥军加起来不下15万人，而结果是红军除损失刘志丹外，几乎全胜离开。

他感慨地说：国军10万多大军部队对2万多红军无可奈何，还要时常受到红军的打击和骚扰。假如这两晚红军与日军作战，日军是不是也要动员15万或20万兵力与之周旋呢？或者日军只需3万到5万兵力就能消灭红军？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只需要5万到6万的红军就能对付侵华日军了；如果是后者，国军15万人尚且打不过3万红军，又怎么能轻言抗日呢？

可见，红军东征给徐永昌带来的极大刺激和思考。

东征战役结束半年后，徐永昌再次在日记中感慨红军的强悍，并预言说：国军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湖南，到贵州，到云南，又到陕甘宁，但依旧无法将红军消灭。如果没有新的办法，日后红军必将从绥远发展到察哈尔，发展到河北，发展到山东、河南，发展到江苏、安徽。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永昌确实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人，他的这段预言后来完全应验。

在徐永昌看来，红军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即使国军十倍于它也没有办法，照此发展下去，共产党未来势必席卷大半个中国。

要知道，徐永昌发表这番感慨的时候，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从徐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红军并非后来人们认识的那样，已经相当疲惫，穷途末路，不堪一击，而是依旧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评价西安事变时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

但他的军队真的能在“两星期至一个月”全部消灭红军吗？对于他的这个论断，我们应该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在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前，蒋介石也曾自信地断言：“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结果仅仅3年时间，蒋介石就从踌躇满志走到了一败涂地。

当然，西安事变作为一件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和影响之巨，我们也绝对不应该忽视。西安事变大大加快了历史的进程，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将这一重大事件视为中国从长期内战走向全面抗战的历史转折点并不为过。

同时，西安事变的发生，也避免了红军发展的一系列不利变数。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央的计划是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

如前所述，以红军的战斗力来看，在这样的长途征战中，红军被消灭或者大量消耗的概率并不高，但毕竟是长途征战，其中的变数依旧是非常多的，既然最后还是要返回西北地区，不如一开始就不走。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恰恰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