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日，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关协议，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

八路军下辖3个主力师，一个总部特务团和一个总部炮兵团，外加一个陕甘宁留守兵团。其中，主力团共计15个。

由于编制缩小，这15个团长都被从师、军一级降级使用。这15位首任团长中可谓名将如云，除2人牺牲（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115师344旅688团团长陈锦绣），1人叛变外（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在1955年大授衔时，最低被授予的也是开国中将衔。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杨成武、陈锡联、李天佑、杨德志、彭绍辉、宋时轮……

本文主要讲的，就是那一位离奇叛变的687团团长张绍东，以及其背后的故事。

红军接受改编后，陕北的红15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旅长为徐海东大将，政委是黄克诚大将。

344旅最初下辖2个团，即687团和688团，团长分别为张绍东和陈锦绣。1938年年初，344旅又增编了689团，团长就是著名的“旋风司令”韩先楚上将。

344旅的前身是红15军团（由徐海东的红25军和刘志丹的26、27军组成），其大部分的干部出自红25军。对于红25军的作战风格，黄克诚大将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们作战英勇，敢打敢拼，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这是还不适应游击战的打法，与日军作战仍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猛打猛扑，因而往往吃亏，尤其是对付抗战初期的日军更是如此。”

黄克诚的整个抗战生涯和解放战争生涯，都是和344旅一起度过的，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和这支部队“同患难，共生死，结成了最亲密、最深厚的战斗战斗情谊。”（黄克诚语）所以，他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

“猛打猛扑，因而往往吃亏”，这是黄克诚对抗战初期344旅的评价，他为什么没这么说呢？

据黄克诚回忆，1938年初，344旅奉命开到正太路以北开辟根据地，期间，344旅和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战斗。

一次是牛村战斗，负责主攻的张绍东担任团长687团，负责指挥的也是张绍东。此战“虽然歼灭了日军一部，但我军亦有较大伤亡”，究其原因，黄克诚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战法，“打的仍是运动战”。

另一次是温汤战斗，当时徐海东生病，负责指挥的是黄克诚，负责主攻的是陈锦绣担任团长的688团。

此战中，我军各部队没有配合好，敌人又派出携带重炮的援兵五六百人向我阵地猛轰，我军指战员缺乏炮战经验，团长陈锦绣和一营长刘国清被炮弹击中牺牲。

游击战和运动战是两种不同的战法，二者虽然都强调积极调动自己和敌人，但运动战带有决战的性质，而游击战是小规模袭扰，一般为决战前的战术性准备，是防御阶段最常见的一种战法。

了解了二者的区别后，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黄克诚要将344旅在抗战初期的受挫与不适应游击战的打法联系在一起了。

从稍长的时间线看，344旅因为不适用游击战的打法，“猛打猛扑，因而往往吃亏”，于是就有牛村战斗和温汤战斗后的短暂受挫局面。而正是在这段受挫期内，687团团长张绍东产生了悲观、失望等消极情绪，并有了接下来的叛变行为。

1938年3月上旬，344旅奉命前往晋东南地区发展，344旅旅部以688团和689团为先锋，以张绍东为团长的687团殿后。在这期间，张绍东和团参谋长兰国清密谋要将部队拉走，叛变投敌。好在此时我军的政委制度已经恢复，政工干部坚决不跟他们走，并设法稳住了部队，最后，张绍东和兰国清只带走了几个干部，战士们全部被带了回来。

张绍东是红25军的老人，当年红25军长征时，他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他的叛变，给他的老上级徐海东打击很大，史料记载，得知消息后，病中的徐海东竟然气得口吐鲜血。

参谋长兰国清是红一方面的老干部，28年平江起义跟着彭老总闹革命，并跟随红3军团走完了长征，期间曾给张爱萍上将当过参谋长。

“张绍东事件”后，687团指挥班子重组，田守尧被任命为团长，吴信泉担任政委。

38年4月，344旅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晋东南站住了脚。

38年6月底，徐海东和黄克诚根据情报，在町店伏击西进的日军。我军的埋伏非常成功，日军毫无察觉地在我们的枪口下睡觉、洗澡，我军可以说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优势。

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我们先用迫击炮和机枪对敌人进行攻击，取得重大杀伤后再冲锋，完全可以以较大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战果。但我们的部队是惯于猛打猛冲的老部队，战斗打响没有多久，战士们就冲下去跟敌人拼刺刀了，这实际上给了日军拼死抵抗、组织撤退的机会。

町店一战，我军歼敌500多人，击毁汽车20多辆，自身也付出了200百多人的代价。

町店战役引起了八路军总部的重视，344旅休整期间，朱总司令亲自来到了344旅总部指导工作。朱老总讨论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件事3个月前的“张绍东事件”，一件就是町店战斗的战后总结。

作为一旅之长的徐海东，感到自己在这两件事上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向朱老总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检讨。“张绍东事件”后，徐海东的病情恶化，这次朱老总来，徐海东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难以坚持继续领导工作，便请求离开部队到延安治病和学习。

他的申请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不久后，徐海东便离开了344旅，去了延安。

徐海东离开后，344旅本建议让687团团长田守尧担任代理旅长，但中央决定从343旅调杨得志来担任这一职务（杨得志时任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最终，344旅形成了杨得志、黄克诚搭档领导的格局。

纵观344旅的历史，他们在抗战中贡献巨大，先是开辟了冀鲁豫根据地，又南下陇海路，向华中地区发展。到华中后，黄克诚与彭雪枫部会合，给他留下了5000人，彭雪峰部因此在后来组成新四军第4师；黄克诚率领7000人向东后，与张爱萍部汇合，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新四军第3师。

新四军3师在抗战胜利后又挺进东北，练就了东北野战军如下几大主力： 三师的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混编为民主联军二纵，刘震带队；三师的第七旅和东北第七师混编成第六纵队，司令员陈光、政委 杨国夫； 三师的三个特务团加地方武装混编成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

其中，刘震领导东野二纵是东野的王牌纵队，歼敌数量位居东野第一，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最先攻入锦州、沈阳；陈光（后为洪学智）领导的东野6纵和邓华领导的东野7纵，就是后来纵横天下的整编43和44军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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