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9日，100多位开国将帅的后人在北京阜成门外一处宾馆相聚，席间四野首长的女儿豆豆，当众向与会的将帅后代朗诵了父亲所写的一首现代诗《悼左权同志》。

《悼左权同志》全诗共一千多字，字里行间洋溢着悲痛惋惜之情，感情饱满且真挚，是四野首长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首悼亡长诗，可以说非常有意义。

该诗记载了四野首长和左权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大概是1931年吧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

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

你是那么谦虚

毫无一点骄气

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

那时的左权已经从黄埔军校1期毕业，经过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深造后，他于1930年6月返回上海，之后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年底调任红12军军长。

此时，四野首长22岁，刚刚升任红四军军长不久，还没有成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此时他和左权这个红12军军长算是平级，不过从部队的战斗力来看，红四军作为一方面军的主力显然更胜一筹。

在担任红12军军长一段时间后，左权被调任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不久后升任参谋处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参谋生涯。

之后发生了宁都起义，国军26路军接受改编，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左权调任红五军团15军政委。但左权并未在红五军团任职太久，1932年5月，时任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左权就因为被人举报私藏“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而遭到撤职，被调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

四野首长在《悼左权同志》中也描述了左权的这段经历：

19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

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

……

忽然一个政治谣言竟然撤去了你的军职

你从容地、泰然自若地回到后方

那时我们就此分别了

在经历了这样一段波折后，1933年1月，左权再次被调回中央，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同年12月，左权被调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此期间，左权和四野首长正式形成了合作关系，两人的友谊也因此展开。

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

从此无限繁难的工作昼夜围在你的周边

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

……

你真正尽了组织战斗的重任，

白天行军作战，

夜间又要计划周详，

指挥有方，

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

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

你倦极了

这段描写非常动情，也非常真实，对于很少表露自己情绪的四野首长来说，这是很罕见的。

1934年8月的温坊战斗是两人共同合作的卓越成果，此战中，红一军团采取运动，毙伤国军2000余人，俘2400余人。

两个月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期间两人继续合作，共同参与指挥了湘江战役、遵义战役、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强渡大渡河等。经过千难万险，中央红军最终胜利抵达陕西吴起镇。

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

你的梦话我常听到

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

见你过度的疲劳，我心中常在不忍

记得吧？

亲爱的同志！

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

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

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

……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两人又共同指挥参加了直罗镇、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四野首长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接替了他的指挥之责，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两人的合作也因此告一段落。

四野首长对合作的搭档是很挑剔的，开国上将张爱萍之子张胜曾说：我军将领中，有一些人，是很难给他们搭班子选政委的。彭德怀算一个，四野首长也算一个。

四野首长和左权的配合竟然如此默契协调，甚至超过了后来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从诗中看，左权和四野首长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有很深的同志友谊，或者说同级之间并肩作战的友谊。这一点也是刘亚楼无法相比的。刘和四野首长的关系，更多的是上下级关系（刘亚楼红军时期长期在红一军团担任师级干部）。

张胜列举了我军将领中最难搭班子的两个将领，说来巧合的是，左权恰恰和这两位卓越的将领长期合作，而且非常融洽，这实际上是左权拥有超强军事能力的一个证据，充分体现了左权德才兼备，性格宽厚，与人为善，善于团结同志的一面。

回看左权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同志，他就读过黄埔一期，伏龙芝军事学院，是红军内少见的“学院派”，而且他早在1930年就当上了中央红军的军长，又在1933年升任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的参谋长，后来又称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这样的资历是一些开国大将都不具备的。

即使在开国大将中，左权这一时期的资历都可以说毫不逊色，更不用说大部分的开国上将。比如粟裕大将在红军时期长期只是师级干部，最高职务是红7军团参谋长；陈赓大将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长……

到抗日战争时期，左权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负责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作战。当时叶剑英元帅是八路军纵参谋长，但他长期从事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左权实际上承担了总参谋长的具体工作。

1955年授衔的时候，叶剑英被授予开国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位列第十。叶剑英在军队内的职务是很高的，红军时期就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又是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参谋长，职务一直高于左权。由此可知，左权如果没有牺牲，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元帅的行列。

抗日战争时期，左权一直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虽然期间他曾兼任过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但也始终没有离开八路军总部。

左权牺牲于1942年5月，当时我军在全国的布局已经基本确定（除了东北地区）。在之后的日子里，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融合，各部队实际上形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领导结构——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山东、中原、华中等。八路军总部领导北方地区全局的职能实际上被收归中央，到日军投降前后，实际主持八路军军事工作的彭德怀被调回中央，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如果左权没有牺牲，他大概率也会随彭德怀一起调回中央，职务有可能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历史上这个职务由叶剑英担任）。

到解放战争时期，鉴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事领导系统已经基本问题，左权任职的方向大概有3个：

第一，继续留在中央，协助中央指挥全国战局；

第二，成为开赴东北的众多干部中的一员，参加“抢占东北”的重要历史任务——如果左权真的去了东北，他很可能会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4野）的参谋长，继续和四野首长搭档；

第三，和彭老总一起，到新组建的西北野战军指挥西北解放战争，职务大概率也是西北野战军参谋长；

一个大战略区的参谋长，一般来说属于开国上将级别，比如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中野参谋长李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都是开国上将。

但左权的资历和过往职务显然高于他们，所以，无论是以上三条中哪一条，左权都是新中国开国大将最有力的人选之一，足以成为我军参谋型将领在开国大将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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