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日军抽调华北主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从华北山地进入平原地区，广泛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为了落实这一方针，毛主席决定抽调120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向冀东挺进。

为了接应第四纵队进入冀东，中央北方局也开始在冀东地区筹备罢工和暴动，组建冀东抗日联军，并任命高志远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

中央指示：冀东大暴动，冀东地方要和八路军第四纵队接应，时间要以第四纵队到达而定。

这年7月6日，随着第四纵队主力进入冀东，冀东大暴动随即展开。

冀东平原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北接东北，南连华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地带。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把自己的首要矛头对准了冀东，因为此地是他们进入华北地区的必经之地。

在中央北方局和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冀东暴动展开了，参加此次暴动的人民群众超过20万，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我们的预想，这证明了冀东地区民众强烈的抗日愿望。

冀东暴动发生后，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我们迅速解放了7座县城和广大村镇，迅速将冀东抗日联军扩大到了39个总队支队（原计划只成立6个总队），兵力多达10万余人，冀东地区的抗日形势就蓬勃了起来。

但是，部队迅速扩大也是有“后遗症”的：首先就是部队成分复杂，秩序混乱，纪律性差，缺乏统一有效的领导组织；其次，军队迅速壮大，与此相匹配的后勤保障体系统、根据地却不是一时间就能组建起来的，这实际上增加了冀东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第三，冀东局面迅速改观，日军在受到沉重的打击后，势必会集中兵力对我展开报复，而我们此时很多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很难应对日军的报复。

为了使冀东部队正规化，组织化，中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副司令员，该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为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等。

9月10日，毛主席致电第四纵队和河北省委，要求冀东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与起义队伍合编，着手建立各县、区政权，巩固发展冀东根据地的胜利。

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要求宋时轮、邓华尽快站稳脚跟，并逐渐向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带发展，但宋时轮认为这个“决议无法执行”，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从山地到平原，大家信心不足。从红军时代开始，我们就是靠山活动，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不仅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几乎大部分的干部都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在第四纵队的党委会议上，宋时轮提出应该集中兵力到山区创建根据地。经过讨论，纵队党委决定让宋时轮率领一部北出长城，围绕都山创建根据地。

这个决定初看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我们过去都是这么过来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对山区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那里是伪满的边境，敌人统治的时间长，而且修了很多环山公路，戒备得很严。而且，那里的山区村落稀少，基础不好，发展起来难度很大。

因为这些原因，宋时轮以山区为依托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并没能实现，9月中旬，宋时轮率领部队从都山撤回。

宋时轮返回后，第四纵队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了接下来的行动方针。大部分人都对我们能否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缺乏信心，认为“青纱帐”一倒，情况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部队没有隐蔽的屏障。

只有少部分人认为，我们有条件，也有充分的理由在冀东坚持下来：“地下党的同志们（也）不愿撤，但也讲不出个坚持的道理来，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撤离。”具体的撤离安排是：留下三个支队在冀东坚持，剩余主力全部西撤平西。

这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战略性变动，需要请示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才能实行。邓华作为政委，在9月19日将上述两种意见综合上报，等待上级批示。而宋时轮则在会后立即率领第四纵队主力撤过了白河以西。

9月26日，中央回电表示，现在的任务应该是以“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发展，“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邓华仔细分析了这段内容，认为中央的意思实际是不同意主力西撤，他随即召开会议，决定按照中央指示，领导余下部队在冀东坚持。

但是，邓华此时手中的兵力已经不足，经过商量，他给晋察冀军区发报，希望把已经开走的主力部队调回来，至少调回一个大队。

10月8日，邓华接到中央回电：我军应该尽可能争取在冀东平原建立根据地，“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中央的电报还指出：“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在行军中即可能收到很大损失。”

邓华认为，相比此前，中央来电的基本精神已经有所松动，并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时”（《邓华将军传》113页）。邓华和同志们商量后，决定率领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约5万人向平西转移。

在撤退的路上，冀东部队果然遭到了日伪军的围剿阻击，各部队在连续作战中受挫，导致士气低落，抗日联军由于没有受到很好地训练，出现了成批溃散的情况。

《宋时轮传》记载：“第23总队一夜离队1000余人，第39总队3000人全部离队……有的暴动武装一夜离队达6000人之多……第四纵队主力撤到平西时，仅剩4000余人。”

至此，历时4个多月的挺进冀东和冀东暴动，实际上以严重受挫而结束。

这一年，邓华28岁，宋时轮31岁，这是两位将军一生中最难忘、最沉重的一段回忆。

11月25日，中央来电客观评价了宋时轮、邓华在这段时间的工作：“邓、宋支队深入 冀东，苦战数月……一般来说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对于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这项全新的工作来说，并不仅仅是宋时轮、邓华，事实上大部分的同志都是缺乏经验和信心的。不仅是冀东地区的同志如此，徐向前元帅领导冀南地区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相比之下，徐向前元帅就显得更加富有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同样面对怀疑情绪，他在1938年5月21日就曾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其中指出：

单从战术的眼光来看，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在山地那样便利。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可能性。

我们的游击队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要依托地形上的便利，还要于广大人民相结合。河北地区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我们能团结广大任命，把广大人民变成我们的“人山”，那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这就是著名的“冀南平原造人山”。

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徐向前、陈再道等同志的领导下，最终在冀南平原开创了大好局面，建立起了51个县的政权，下辖人口超过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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