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为腹不为目”观点的延续，去除有为带来的掠夺，遵循无为法则，守住根本之道。开头指出“唯施是畏”，就是因为“施”所代表的是有为权力特征，而权力有为是导致“民好径”与官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然而，传统解读译文逻辑松散，陷于道德说教，充斥着立场思维。他们开头说假如作者自己有些知识，就会行走在大道上，并担心走入邪路，接着开始抨击人们喜欢走“斜路”或“邪路”，最后痛骂统治者是强盗头子，那样的译文完全不具有思想性可言。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 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哉！

【《道德经：无为与自由》（修订稿）译文】

如果要让我明确执行大道需要畏惧什么，那一定是有为之治：（它导致）人们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却喜欢走捷径。

（其后果是）朝廷极为奢华，田地甚为荒芜，（百姓）粮仓甚为空虚。（然而，官员）却穿着考究，出入佩戴宝剑，吃腻山珍海味，敛财贪得无厌，这就叫做窃国大盗，多么无道啊！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这里的“施”是指有为之治，它是执政者“为道”必须防范的陷阱，否则将导致后文提及的各种社会乱象，包括民众投机取巧以及官民两极分化现象。

作为思想作品，重点在于指出问题所在，然而，传统解读把“施”解读为“斜路”或“邪路”，从而使这部分内容沦为道德教化，敦促读者要走正道而不走邪路。

此外，传统解读把“使我介然有知”解读为“假如我稍微有些认知/知识…”，那就沦为表达悔不当初的意思，而且与后面两句难以联系起来，因为不是所有知识都可以让人“走在大道上”。

【大道甚夷, 而民好径】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是比喻说辞，民众之所以大路不走而去走小路，就因为在无道社会，大路行不通，所以人们只好绕路而行，老子用它比喻人情社会的“关系”文化。在有道社会，人们按照天赋选择自己的成功之路，各施所长，各得其德，互不侵犯，从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每个人的成功都是自己的，不会归功于他人；然而，“大道废，有仁义”，在无道而讲仁义的人情社会，礼教投机盛行，通过“找关系”谋求特权，都想讨好权力，所以尽管谋求的是自身利益，却要归功于当权者，那就是“智慧出，有大伪”的虚伪状况，也是“以智治国，国之贼”（《道德经》第17，18，65章）的表现。因此，讲仁义与智谋的无道社会容易导致“民好径”，走歪门邪道，从而加剧官民两极分化，所以老子说“唯施是畏”，就是担心权力实行所谓的“仁政”而有为。

然而，传统解读通常沦为对所谓“人君”或者“人们”走邪路的道德指控。这里的“大道”是与“径”相对的，只是用现实中的道路设喻，并非抽象的“大道”，描述的是无道社会人们投机取巧的乱象。因此，这里的“民”不是“人”，更不是“人主”、“人君”，这里的“径”不是执政者走什么邪路，而是有为之治使民众投机取巧。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哉！】

这是官民两极分化的生动写照，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特征。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显然，这里的“田”，“仓”，“饮食”属于“为腹”，代表基本需求，而“芜”、“虚”反映民众基本需求处于“不足”或匮乏状态；相反，“除”、“文彩”、“利剑”等代表着奢华与虚荣，都是“为目”，为了吸引眼球，是权贵的“有余”或囤积特点，违背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77，12，77章），所以老子称之为“非道哉”，那是无道的丛林社会特征。

财货不能取之有道称之为“盗”，同理，权力不能取之有道是窃权，老子称之为“夸”，二者合起来就是“盗夸”。唯有“执大象”的有道执法者，“以百姓心为心”，才能带来社会的“安平太”（《道德经》第35，49，35章），带来和平与繁荣。

然而，传统解读沦为对于无道统治者的道德审判，甚至当作时评内容，认为老子“痛言当时政风的败坏，为政者挟持权威武力，搜刮榨取，侵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