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与周敦琬新婚大喜的红烛，尚未燃尽，一场大破坏的噩耗，挟带着腥风，扑进了重庆储奇门河街这幢吊脚楼里。
原来，周敦琬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被第21军特务委员会破获！
这个地下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设在储奇门城门内不远处的山坡上，一条名叫寮叶巷的僻静小巷里。
担任总交通的许仁智，是一个工作十分勤勉的小青年。由于从小家境贫寒，缺乏营养，发育不良，他的身材显得比实际年龄瘦小，被同志们亲切地叫作“许小孩儿”“小孩子”。
他经常来向周敦琬请教文化知识，有时，报纸上的消息写得半文不白，他读不大懂，也来请周敦琬讲解，文强也很喜欢这个好学的小兄弟。
寮叶巷交通机关的暴露，是由前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牛大鸣烈士的弟弟牛正坤向第21军特务委员会告密而引起的。
牛正坤原是共青团巴县县委常委、宣教委员，曾在1928年10月重庆共产党和共青团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时被捕，坐过一年监狱。
出狱后，他对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抱消极、厌倦态度，不久，就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登报自首，宣布退出革命。
而且，他的哥哥牛大鸣遇难后，他更是吓破了胆，不但不想为兄报仇，反而认贼作父，竭力讨好特委会，以求免祸。
春节期间，牛正坤偶然看到了许仁智往寮叶巷里走，他认识许仁智，知道其长期担任省委交通，怀疑那巷里有交通机关，便跟踪而去，看清了许仁智的住处。
不久，在特委会侦缉队长贺蜀筠向他逼问共党线索时，他便以此告了密。
在这次破坏中，不到20岁的中共四川省委总交通许仁智当场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第21军的杀人布告在城门口贴出来后，周敦琬哭红了眼睛……
在这次大破坏中，不仅有多人被捕，更严重的是，特委会还当场搜缴了一批中共四川省委的通讯联络名册。紧接着，一大批中共基层组织遭到破坏。
于是，地下省委与各地的联络，骤然中断，很难开展工作，被迫决定再次迁往成都。
省委正式做出决定后，程子健告诉文强，要他留在重庆组建川东特委，担任书记。
起初，文强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要求从事他所熟悉的军事工作，但程子健说，川东特委的工作主要就是军事工作。
程子健告诉文强，给他配备了强有力的班子：周敦琬作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老省委委员郑佑之作组织部长，军委书记一职，起初，还打算调文强的老友廖宗泽来担任，但廖宗泽正在成都卧病，一时来不了，后又决定改调文强的老搭档李家俊来担任，文强这才不好再推辞了。
中共川东特委所辖地区正是第21军特务委员会活动的范围，特务们的疯狂破坏，给中共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危害。
年初春节前后，第21军特务委员会在重庆下游重镇万县，破获了一桩大案——刚刚在万县建立起来，准备作为中共四川省委与设于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络中转站的中共下川东特委，连同新建立的中共万县县委，被一网打尽，
“寮叶巷事件”发生时，特委会侦缉队长宋毓萍在缴获的地下省委联络通讯名册上，见到有一处转信地点陕西街广源银楼，带人前去搜查，途中，撞上共青团四川省委宣传部长饶更之，饶被捕后与许仁智一起牺牲。
这年4月，即“寮叶巷事件”发生后不久，军阀刘湘用来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新式监狱——设于重庆城东南长江边上的反省院正式启用。
民国重庆反省院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原来关押于重庆城里巴县大监和巴县分监的共产党人，陆续被移送到反省院。不久，因下川东特委一案被捕判刑的共产党人也从万县解押到重庆，关进了这里的灰色高墙之中。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局面下，新组建的中共川东特委真是举步维艰。
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鼓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共产党人，更加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预言：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因此，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就成了当时共产党人的主要工作。要做事，首先得有人。而省委任命的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家俊一直没有联系上，迟迟未能到重庆上任。
正当此时，文强的一个黄埔军校同学来到了重庆。此人名叫傅荣，与文强是同乡、同学，交情很好，大革命时期属于国民党左派，富有正义感，后来，在广州“清党”时被捕，坐过一阵牢。
回到湖南老家后，听说文强在四川干大事业，于是通过文强留给家人的永久通讯处——周敦琬的二姐敦璤家，找上门来。
文强闻讯后，十分高兴，他与周敦琬商量，决定动员傅荣参加革命军事工作。
农历六月初旬一个闷热的午后，天色说变就变，随着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刮过，突然下起了雷阵雨。
隆隆雷声中，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小交通员从二姐家取回了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傅荣的来信。
文强得知傅荣已抵达重庆，在大梁子一家旅馆住下了，希望与他尽快会面。
文强素来性急，读完信，见雷声已减弱，不顾雨还在下，便给周敦琬打了个招呼，撑了一把油纸伞，匆匆冒雨赶去。
当时，重庆因地势所限，分为上下两个半城。下半城在长江北岸半坡上，因早期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运而自然形成，是重庆的繁华地带。
从下半城往北，爬上山坡，有一道与长江平行的长长的山梁，叫大梁子。大梁子的后面，建筑在起伏山丘上的那一部分城区，就是上半城了。
军阀刘湘的第21军军部，就在大梁子上的左营街，这里是原清军绿营兵左营游击署旧址。
军部大院靠长江一侧，俯临下半城，大门开在西头，大院后部东南角落上开有一道后门，后门外有条名叫山王庙的小巷，一头通向大梁子街，一头则连接下坡石级，进入当时重庆市内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
民国重庆中央公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公园于1929年秋建成开放，因位于上下半城之中央而得名（后因园内建有孙中山塑像，又被叫作中山公园）。
军部大院后门内，有几间破旧平房，自成一个小院落，原是清末军事体育组织“射德会”所在地，第21军特务委员会建立后，拨给了特务们作办公地点。
在南面靠山坡边上，有一条去茅厕的小路，路的外侧即是大梁子山梁边缘，拉着一道铁丝网。
铁丝网的下面，是一堵约三人多高，陡然下斜的石砌堡坎，坎下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斜坡，那下边已是中央公园地界。穿过一片小树林往东，再下坡转两个弯，就是当时重庆最热闹的下半城商业场了。
中央公园建成开放之初，一度实行过入园收费，后经民众反对，不再收费，可自由进出，便成了来往于上下半城之间的一条自由通道。
谁知，这一自由通道竟给文强带来了失去自由的厄运。
当时，在重庆的地下党人，只要上街露面都十分危险。从这年4月20日《万州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即可略见其处境险恶之一斑：
（渝讯）二十一军部自去年颁布奖励反共条例以来，一般久处该党淫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时机，皆纷纷宣布退出。迄至现在为止，除外县者不计外，过去曾为该党下死力现已觉悟而参加反共工作，被任为侦缉员者，共已达四十余人，每日散布街头，有如捕雀罗网。……
尽管满街“捕雀罗网”，但文强自恃特务委员会无人认识自己，加之赶路会友心切，他还是大着胆子，从中央公园爬上山王庙街，从特务委员会门外走过。
谁也想不到，第21军特务委员会中，偏偏就有一个认识文强的特务，而且不早不迟，恰好在文强一只手撩着阴丹士林牌蓝布长衫的下襟，一只手撑着油纸伞，从中央公园上边出口处的石级爬上来时，那个特务正好从旁边通特委会那道门里走了出来……
文强并未在意，只顾步履匆匆，埋头赶路，目不旁视地从特务身边擦了过去。
尽管文强打着伞，但因他个子较高，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那个特务仍然看到了他的脸，特别是那张脸上颇具特点的大鼻子，骤然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文强已经走出几步远了，那特务才恍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拔腿追上去，一把将他扭住，嚷道：
“文教官！文大队长！”
文强闻言一惊，但仍装作不明究竟，气恼地挣脱着说：
“你干么子？我不认识你，哪个是你的教官？”
“你就是！我记得到你！”那特务快活地叫着，“你是万县二十军军校的教官，学生队的大队长，你叫文强，是共产党……快来啊，我抓到了大共产党！”
很快，特委会里闻声跑出来几个特务，帮着把文强扭住了。此时，他已无法可逃。
重庆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万万想不到，特务委员会竟有人认得他。更使他恼恨的是，他始终不知道认出他的那个特务是谁。
许多年后，他作为国民党战犯关押在共产党的监狱时，同样被关在另一监狱中的原第21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宋毓萍，在向人民政府所作的交待中，供出当年出卖文强的那个特务名叫邓学荣。
据查，邓学荣曾于1926年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当时，他是共青团员，当然会认识在万县公开从事革命活动的风云人物文强。
按照惯例，文强先被关押到军部大院进门处的禁闭室候审，那里已经关着好几个被捕后尚未审判的犯人。
光线昏暗的牢房里，有的借着鱼烛光亮在打牌消磨时间，有的在看书或聊天。
文强借了一支鱼烛，在微弱的烛光下，赶紧以暗语写了一封给周敦琬的信，告知自己被捕情况，嘱其尽快作好应变安排并设法相救。
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年轻犯人，等到文强写完了信，便凑过来同他答话。
交谈中，文强才依稀想起，这个年轻人是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干部，听过他的课，也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尚在候审期间。
文强悄悄问他，是否有办法与外边联系，但这个年轻人摇头说没有办法。无奈之下，文强只好把已写好的信又烧掉了。
投身革命以来，文强这是第二次被捕。
前一次是在南昌起义时，他奉命去迎接武昌警卫团前来南昌会师，在偷渡赣江后被张发奎的部队逮捕。但那一次他没有暴露身份，因而未遇到危险。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还在1930年初，文强刚到川东游击区不久，《国民公报》曾刊载过一条重庆民众社消息，题为《共党两首领到渝：文强 李鸣珂》，文中称：
共党近来时局变化，在各处活动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庆。盖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为四川各地冠了……刻中央所派之四川省委书记即委员长文强，业由湘抵渝。按其省党部早已移渝，现不知匿居何处……
虽然这一则消息并不确切，但也可见文强在当时四川境内的名声。
不过，此时第21军特务委员会的特务们并不知道文强在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为患川陕边”。
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的防区，不属刘湘第21军管辖范围（这也是刘湘防区内的地方报纸可以刊登揭露刘存厚暴政和赞扬李家俊起义军的消息的缘故），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了解。
审讯中，从特务们的问话里，文强摸清了这一情况，便一口咬定自从李家俊红军失败后，他就已脱离了共产党，不愿再涉足政治。
而对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他只说是辗转秦岭、巴山，又经达县、渠江、开江、垫江、长寿等地返回重庆，到处寻职谋生，刚到重庆，准备在此另谋职业，与共产党已中断组织联系一年多了。
因为他走过这一路线，所以说起来头头是道，毫无破绽——只把时间拉长了一些，而这是特务们无法核实的。
再加上文强长期在外奔波，居无定所，养成了总是随身揣着牙刷牙粉的习惯，刚一被捕就被特务们搜出来了（牙粉已被雨水浸湿），使得特务们相信他是才到重庆，尚未居住下来。
为了敷衍特务们，他讲了一些在川东打游击的故事，也编了一套假话，“交待”他以前所知的来重庆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法。
他说，一是到大梁子邮局投递一封“存局待领”的信，写明自己已到重庆，住于何处，二是在朝天门码头城门旁边画一个大鼻子，这样就自会有地下党的人知道是他来了，派人来会他。
特务委员会照此办理，想要顺藤摸瓜，自然是一无所获。
文强知道自己愚弄了特务，心中暗自好笑。此前，特委会抓到了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从事保卫和锄奸工作的特务队员杨朴，杨朴为敷衍特务，编造口供，谎称重庆陕西街广源银楼是地下党人的秘密机关（杨朴不久仍被杀害）。
特务们向文强提出此事进行“核对”，实为诱供。文强知道，这家银楼原本只是替地下党人收转信件的地方——那时，许多店铺都出于同乡情谊替人收转信件，不足为奇。
况且，在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遭到破坏的“寮叶巷事件”中，第21军特委会侦缉队长宋毓萍从当场搜缴的地下组织通讯名册中发现有此银楼地址，已立即带人去进行了查抄，抓走了两个并非共产党的嫌疑犯。
自那以后，那银楼就再不敢替人收转信件了，地下党组织当然更不会继续把那里当作联系地点。
为了敷衍特务，文强便顺水推舟，“承认”广源银楼是“地下交通机关”。并胡诌了一个化名王大有、但不知其真名的“接头人”。
刘湘又一次在共案报告中，见到广源银楼的名号，十分恼怒，于是，叫公安局查封了这家银楼。
特务为冒功而以假作真，小报为轰动而捕风捉影。在1931年7月23日的《重庆新民报》上，便登出了一条题为《渝广源银楼藏匿共产党 特委会函请公安局查封》的消息，在谈到杨朴“供称”该银楼有共产党后，又说：
昨日捕获之赤匪省委文强供称，该处王大有系接头人。
此一消息又被第21军控制的万县《万州日报》转载，影响甚广。
而文强并未想到，他这些与当局虚与委蛇的言行，已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接着，不知底细的特务委员会没有把文强当成“现行犯”，以为他身上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便将他转到了巴县大监寄押，等候判刑。
对于巴县大监，文强在回忆录《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体记叙：
这是一座完全旧式的监牢，真是暗无天日。我读过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写的《狱中杂记》，算是有了亲身体会了。
……我被押进巴县监狱时，身上只藏有一块银元。“囚头”（也是犯人）伸手要钱，我没有给他，便被他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向牢房里的尿缸里按。
囚头是由监狱长指定的，一般是犯人中最凶恶者。以大木栅隔成的牢房中间置一大尿缸，狱中犯人拉屎撒尿均在此。凡是囚头不喜欢的犯人，就被安排睡在尿缸旁边，臭气熏人，还常会被其他犯人把尿撒到身上……
这时，摆在文强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被判处决，这样，他就会成为烈士；二是被判刑关进反省院，这样，他就得熬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有可能获得自由；三是自首叛变参加特务委员会。
按照文强当时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是决不会走第三条路的。因此，实际上只有前两条路摆在他面前。
文强被关了约半个月后，特务们认为他已受够牢狱之苦，心理防线易于攻破了，便将他提回特委会劝降。
这样一来，就为文强越狱脱逃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