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县城回来那天，天色已晚。公交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最后一缕夕阳里，停在了桃树坳村口。

下车时，驾驶员师傅递给我一个塑料袋，“李老师托人捎的，说你肯定会回来。”

袋子里是两罐北京同仁堂的枸杞和一盒褪黑素。没有字条，没有留言，但我知道是谁。三十年了，他总记得我睡不好这毛病。

村口的水泥路修得挺宽敞，两旁的路灯亮着，只是有几盏灯罩里积了雨水，灯光显得格外朦胧。远处的山影里，只有一处透着微弱的灯光，那是桃树坳小学，准确地说，是李老师的宿舍。

我上学那会儿，桃树坳小学热闹得很。六个年级，每个年级起码三十多号人。操场那株老槐树下，常有人在下象棋，赢了要请喝瓶汽水，一瓶汽水要五毛钱，够奢侈的。

那时候，村里来了个新老师，三十出头，带着副老花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他说他姓李，大家就叫他李老师。

李老师每天骑着自行车进山，车后座总绑着个麻布袋，里头鼓鼓囊囊的。放学后，他会在教室多留一会儿，专门辅导几个学习慢的孩子。有时候天黑了，他就点根蜡烛继续教，那小火苗在窗外看起来，就跟萤火虫似的。

我成绩不算好，但也不是最差。李老师却偏偏对我多关照，常叫我午饭后去他宿舍。他的宿舍挺简陋，一张木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几页从旧挂历撕下来的风景画。床头放着个收音机，电池盖用胶带缠着，开关得使点劲儿才能按下去。

李老师从麻布袋里掏出书，各种各样的：语文、数学、历史，还有带彩图的《十万个为什么》。他说：“闷得慌就看看，别老想着下地干活。”

那年我十岁，正是帮家里干农活的年纪。李老师这话，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桃树坳的春天来得晚。四月底，山里才冒出点绿意。李老师组织我们春游，带着全班同学爬上村后的小山坡。

“往远处看，”李老师指着远方的山脉，“那边就是县城，再往外，就是省城，再往外，就是北京。”

同学们都笑了。北京离我们这儿十万八千里，谁能去啊？

李老师推了推眼镜，“怎么就去不了？只要你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去北京，去上海，去全国各地。”

我记得刘根娃当时插嘴：“我爹说了，咱农村娃，念书有啥用？还不如早点跟着他学种地。”

李老师没说话，只是蹲下身，捡起一块普通的灰石头，在掌心翻来覆去地看。

“这是石灰岩，”他说，“如果有条件，可以拿到实验室去，切开看看里面的化石。说不定几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呢。”

我们面面相觑，不明白这跟刚才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回去的路上，刘根娃忽然跟我说：“等我长大了，我不种地，我要去看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李老师的教学方式挺特别的。

比如讲到长江，他不光教课本上的，还会讲长江流域的风土人情；提到四大发明，他会变魔术似的从柜子里掏出小纸片，教我们刻纸活字印刷；教算数时，他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教室中间，带着大家数瓦片算房梁，说这也是数学。

有一回，李老师讲台上的粉笔盒倒了，粉笔骨碌碌滚了一地。班里所有人都笑了，但笑声刚起，李老师突然问：“为什么粉笔是圆的？”

教室一下子安静了。

“因为…因为好拿？”刘根娃小声地说。

“那为什么铅笔也是圆的？”

“因为…好握？”

李老师笑了，“其实是因为，圆柱体滚起来不会变形。如果粉笔是方的，掉在地上容易断。”

然后他顺势讲起了几何学，不是课本上那些枯燥的定义，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形状规律。

那堂课上，我第一次知道蜜蜂为什么要把蜂巢建成六边形——因为这样最省材料又最牢固。

放学后，我鼓起勇气问：“李老师，这些在考试里会考吗？”

李老师摘下眼镜，用衬衫角擦了擦镜片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考试是一回事，学习是另一回事。真正的知识，是帮你看清这个世界的眼睛。”

我半懂不懂地点点头。

五年级那年，我爹的腿摔断了，家里一下子没了主劳力。眼看就要秋收了，我跟娘商量着不去上学了，帮着家里干活。

李老师知道后，放学就来了我家。我躲在堂屋后面，听见他跟我娘说：“孩子学习不错，要是耽误了，太可惜。”

我娘叹气：“家里这样，哪有条件让他念书？”

“我来帮着收割，”李老师说，“就当是我活动活动筋骨。”

第二天一早，李老师真就挽着袖子来了，戴着顶草帽，拿着把镰刀。那镰刀明显是新买的，刀刃锃亮，握把上还贴着价签。

他割的稻子歪歪扭扭的，速度慢得要命。我躲在田埂上偷笑，被他发现了，也不恼，只冲我招手：“过来教教我呗，老师学着慢。”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结结巴巴地教他握刀的姿势。他的手指上起了好几个水泡，有一个已经破了，渗着血丝。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李老师不是真的来帮忙收割庄稼，他是在告诉我：不管多难，都别放弃读书。

小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李老师特意请我去他宿舍吃饭，说是庆祝。

他煮了一锅挂面，上面卧了个荷包蛋，黄澄澄的蛋黄还带点流心。这在我们村，已经算顶好的款待了。

吃完饭，李老师从床底下拖出个旧木箱，打开后，满满当当全是书。他从里面挑了几本递给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居里夫人传》、《昆虫记》……

“带着，路上看，”他说，“到了县城，眼界要放宽，别只盯着课本和考试。”

我捧着书，忽然发现李老师的头发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

“李老师，您在咱们村教了快十年了吧？啥时候调回县城去啊？”

李老师给我倒了杯水，杯子上有道缺口，他特意把那面朝向自己。

“暂时没这打算。这山里的娃们，得有人教啊。”

我不明白，“可是县城条件多好，工资也高。”

“条件好的地方，不缺老师，”他笑了笑，“再说，我习惯了这儿的生活。”

我半信半疑。谁会习惯这么艰苦的生活呢？李老师宿舍连自来水都没有，每天得挑水吃；冬天屋里冷得能看见哈气；蚊虫特别多，他的蚊帐上打了好几块补丁。

临走那天，我去学校操场上最后转了一圈。那棵老槐树下，李老师正在教一群低年级的小孩认识植物。他拿着片树叶，像变魔术一样在阳光下转来转去，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个都张大了嘴。

我没打扰他们，悄悄地走了。

后来的十年，我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先是上高中，然后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去了沿海城市工作。李老师的音讯，只能通过偶尔回村的同学打听。听说他还在教书，还是住在那间老宿舍里，还是放学后留学生辅导。

我工作第三年，去北京出差。在地铁上，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冲我笑：“老乡？”

我一愣，仔细一看，是小学同班的王勇。他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工程师，收入不菲。

聊着聊着，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一张照片：李老师站在桃树坳小学门口，身边围着七八个孩子，背景是新油漆的校门，上面写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李老师还在那教书？”

“嗯，都二十多年了吧。”王勇点点头，“去年我回去，给学校捐了台电脑。李老师说，现在的娃娃们也该学学这个。”

我有点惭愧，自己混得还行，却从没想过为母校做点什么。

“对了，”王勇忽然说，“你知道李老师为什么留在桃树坳吗？”

“为什么？”

“他说过，山村娃出不了大山，不是因为没能力，是因为没见过山外的世界。他不能带所有孩子出去看，但他可以把外面的世界，讲给孩子们听。”

我沉默了。那些年李老师讲的长江、大海、名胜古迹，讲的天文地理，讲的诗词歌赋，原来都是他用心良苦的布局。他是桃树坳通向外界的一扇窗。

最近三年，我开始频繁回村。

一方面是在城市买了房子，每月供房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想着回老家待两天能省点；另一方面，爹娘年纪大了，得回去看看。

桃树坳变了不少。通了柏油路，家家户户装了太阳能，甚至有了几家农家乐。但年轻人越来越少，村里大多是老人和小孩。

每次回村，我都会去学校看看李老师。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有点驼背，但精神还好，课还是照常教。

有一次，我碰巧赶上他给学生上课。教室里只有8个孩子，三个女生，五个男生，小脸儿都晒得黑黝黝的。李老师正在讲北极光，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绚丽的光束。

“北极光是太阳风暴里带电粒子撞击地球大气层形成的，”他一边画一边解释，“七种颜色，像彩虹一样挂在天上。”

“比咱们山里的彩虹还好看吗？”一个小男孩问。

“那可比彩虹神奇多了。”李老师笑着说。

下课铃响了，是个老式的手摇铃，声音嘶哑刺耳。李老师看见我站在门口，向我招招手。

“今年就这几个娃了，”他指着教室里的孩子，“大部分都跟着父母去城里了。”

我点点头。农村学校萎缩是大趋势，县里已经撤并了好几所小学，桃树坳小学能保留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

“您不觉得孤单吗？”我问。

李老师愣了一下，然后失笑：“怎么会孤单？我有八个学生呢。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