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冬，文强奉调从杭州警校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政训处上校处长。
乙种参谋，即情报参谋，这是当时为对日作战进行准备的一个举措。
南京慧园里民国建筑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训练班设在南京慧园路慧园里，由军委会特务处控制，班主任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以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少将处长兼任。
戴笠当时是特务处上校处长，军衔尽管比郑介民低一级，但实际上则是郑介民的顶头上司。
这样一来，文强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军委会特务处官员，又是参谋本部第二厅官员。
在训练班期间，为了多学得一些知识以应即将到来的战争之需，文强常常随班旁听，与他一起随班旁听的，还有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其中还包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
这时，已有身孕的周敦琬辞去在浙江警校的工作，来到了南京，他们在南京明瓦廊街75号安下了新家。
训练班开学不久的一天，戴笠突然跑来找训练班教务主任余乐醒，碰到了文强，显得十分着急，神色大变。
文强帮他把余乐醒找来，郑介民、梁干乔等复兴社骨干也随之赶来。这时，他们才知道，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双十二事变”。
早在12月初，蒋介石往返于洛阳、兰州、西安、太原、济南之间，与各方军政要员商谈如何军事部署。
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多次敦促东北军与第17路军，速速开赴陕北，展开对红军的作战。
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
“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
这样的事情非同小可，戴笠于是马不停蹄地从南京赶赴洛阳，面见正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的蒋介石。
蒋介石看后，却认为此事可大可小，如若属实则后果严重，遂命戴笠复查此事，务必将实情弄清，并注意过程的保密。
于是，戴笠带着蒋介石的嘱托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对这份情报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不久，江雄风得到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的情报，称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将采取“兵谏”方式领导抗日，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
此时，蒋介石即将赴西安，戴笠见状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仍不相信，他觉得张学良为人忠义，绝不会存此异心，更何况，之前的情报还都显示，张、杨二人关系紧张。
所以，蒋介石认为，戴笠所提供的“兵谏”情报不足以为信，于是对其弃之不理。
戴笠平时小心谨慎，对待情报工作总是仔细入微，这次却受到蒋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同张学良私交甚好，猜测“兵谏”之说有可能是张学良手下的异端分子捏造出来的，便没有再深究下去。
但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许，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密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东北军王玉赞、孙铭九奉张学良的命令，来到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与他的侍卫队发生枪战。
临潼华清池五间厅旧照
蒋介石听到枪声，在侍卫官的保护下从五间厅逃往骊山，东北军在一处石缝中发现了躲藏的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蒋鼎文等人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
接着，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救国主张。
事变发生的当天，南京与西安的所有通讯联系突然间中断，无论是特务处陕西站，还是CC系特务设置的秘密电台，无一例外地全部没有了信号往来。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南京方面最早获得西安事变消息的，并不是国民党内拥有的情报网络、处处设立眼线进行秘密监视的特务机构。
CC系特务系统的西北区没有得到消息，陕西省特务室没有得到消息，甚至连戴笠特务处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站也没有得到消息。
当天下午3时，来自驻守潼关第79师师长陈安宝发给南京军政部一封电报，全文仅13个字：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先看到电报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可是，他在收到电报后却立即对外封锁了消息。
临潼骊山蒋介石藏身处旧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宋美龄还是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那里得到的消息，而戴笠则一直被蒙在鼓里。
宋美龄连夜从上海赶回南京，一到达便找来戴笠问询情况。这时，戴笠才得知了委员长被囚的消息。
校长被扣，这对戴笠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内心极为难过。想到自己能够拥有的一切都是蒋介石给的，若是蒋介石此次在西安遭遇不测，唇亡齿寒，自己失去了坚实的靠山，眼前的一切也将不保。
戴笠自问，平时对校长忠心耿耿，校长对他也是十分信任，君臣之间有着相当难得的默契。而今，西安之行因为自己的原因，没能陪同，他在西安的遭遇，自己也需要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想到这些，戴笠便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伤。
悲伤之余，戴立也感到异常的懊恼。不但事前自己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事后，自己在电讯总部做了整整一天，不停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却什么音讯都没有。
好在第二天，戴笠收到了潜逃出来的江雄风用西北区掌握的其他秘密电台发来了一封密电，其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未卜。
江雄风发送过这一次情报后，也失去了联系，可见当时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戴笠焦急地对余乐醒等人说：
“如何是好？领袖生死难卜，何部长主张讨伐，宋院长和夫人则认为打不得，要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他们也主张兴师问罪……意见如此不一，领袖又如何能得救？我想亲自到西安去！”
他颤抖着声音，提出要余乐醒赶快为他物色几个能“飞檐走壁”的人，跟他一起混入西安去救蒋介石。说完，他竟放声大哭起来。
在场几人从未见过戴笠这样的表现，只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余乐醒受到感动，也陪着流了一会儿泪，想了想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只是飞檐走壁的人恐怕一时难以找到，他愿亲随戴笠一起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
几个人谈来谈去，也没有一个结果。这期间，戴笠一方面保持与胡宗南的联系，掌握西安的形势；一方面每天晋见宋氏兄妹，了解与西安联络和谈判的进展。
12月21日，宋子文从西安飞回南京后与宋美龄商定次日同赴西安，与张、杨谈判。
戴笠得知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他认为，虽然此去西安注定前途凶险，无论结果如何，自己终无法逃脱误国之罪。况且，此次去西安虽然九死一生，却也不是铁定的死局。
从张、杨的谈判决定以及张学良与宋家的关系看，张学良是不会把蒋介石怎么样的。而且，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姐妹关系甚密。就是自己，想必张学良也会念及这些年的交情，而对自己手下留情的。
西安事变中，赴西安下飞机的宋美龄愁容满面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他便请求宋美龄同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共死。宋美龄虽嘴上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其特务身份肯定会招致对方的厌恶，但是心里却十分感动。
同时，戴笠又与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认为，戴笠与张学良有私交，又在张学良身边有不少人，对营救行动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宋美龄思虑再三，最后勉强同意了戴笠的要求，但是却明确规定戴笠不得乱来，以免误了谈判。
西安事变的发生，当时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过，并非人人都能看清这一事件将会带来的重要历史作用。
消息刚传出时，苏共中央《真理报》就发表社论:
谴责事变“显有怪异性质”，并称此事变是“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称:
张学良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认为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
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曾因此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七位领袖人物，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向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救国会领袖。
是救国会对此发表的《紧急宣言》中说，西安事变“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与蒋介石长期不合的冯玉祥将军，也致电张学良表示指责：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
在对记者发表的讲话中，他还批评张学良违法犯纪，希望其速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并说：
“在国家突遭此变故之时，全国人民与各级官长自然万分气愤，万分焦急，既虑外来祸患之加重，复痛燃箕煮豆之危迫，而尤虑最高领袖之安危。”
后来，在中共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斡旋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数十年后，文强在一封信中，如实记述了他当时所见的情况和他的心情：
“当时，南京及我班学员，群情激愤，南京学生及市民组织示威游行，一致声讨张、杨。我当时也是同市民和班中学员一条心。
国亡无日，为什么会发生如兵谏之事？
后来不料很快就解决僵持局面，张学良护送蒋归来，南京又举行一次大规模似庆典又非庆典的大示威游行。民气之旺，我生平是第一次感受到。”
文强当时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立场上的人才有的。
1936年12月 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与蒙难扈从军政人员合影
民营《大公报》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次日，发表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国确是统一的国民，确有领导全国的领袖，使得我全体国民无论文武，无论何种职业者，今后更坚强了爱国卫国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实上更增进了团结。
《大公报》的这些话，是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认识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开始彻查特务处在此事变中信息失灵的原因。
原来，马志超担任陕西站站长的同时，还兼任西安警察局局长，他为了做到兼顾二职，就将陕西省站的内勤机构包括电台一起搬到西安警察局内合署办公。
很显然，他的做法与特务处的“公开和秘密单位必须绝对分开”的工作原则相悖，岳烛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不过，马志超一意孤行，丝毫听不进岳烛远的意见。鉴于马志超是上级，岳烛远也只好服从了。
可是，这样一来，陕西特务工作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也就造成了西安事变之初，西安警察局被第17路军城防司令孔从洲率部包围，秘密电台被收缴，消息传不出去的被动局面。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在此前后，文强也经历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转折：
他离自己曾为之奋斗的共产党更远，离自己曾与之斗争的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更近了。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
若国民党能实行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民生活等国策，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中共中央愿作出四项保证：
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 三、特区实行普选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将武装“剿共”方针改变为“和平统一”方针的决议。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代表开始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
1937年5月，周敦琬在南京生下了儿子文致中。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企图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
为确保首都安全，中国统帅部遵照国防计划甲案，陆军集中兵力准备歼灭上海的3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海军堵塞江阴全歼日军长江舰队，后因机密泄露，日本舰队仓皇逃出长江口。
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两人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被驻军保安队击毙。
8月13日上午9时，日军先以坦克车一辆，掩护四五人试探进击上海闸北，国民党军队当即予以还击，一时双方枪声大作，至11时稍停。
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曾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抗议书录送领事团。
当日上午，国民党军队第87师、第88师两师进至上海市区，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下达对虹口警戒，集团军主力于上海北站、江湾、吴淞一线，第88师一部对丰田纱厂之日军警备；第57师第169旅进至徐家汇至工部局苗圃一线；独立第20旅第659团，集结于北部泾桥及虹桥机场。
淞沪会战中，日军炮击上海市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日军炮击后进攻，中国军队立即反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政府第二天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因为战事紧急，在南京所有正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受训的现役谍报参谋人员，奉命回原保送部队服务。
文强也准备上前线参加对日作战，以尽匹夫之责。他曾有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卢沟夜月夜乌鸣，绕树三巡落又惊。
隐隐枪声萦雉堞，堂堂国士誉干城。
戍楼南望烟尘暗，海盗东侵气焰横。
抚剑吟诗难入梦，沧桑故国几时平。
他和周敦琬商定，要她携未满三月的新生儿去长沙乡下，远避战火，他也好轻装上阵。
刚刚作好安排，8月15日，日本飞机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第一次空袭。
在淞沪会战前线指挥作战的张治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文强接到参谋本部命令，派其前往上海，担任战地联络参谋一职，限克日到前线向张治中报到。
同时，郑介民又转给他一封戴笠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调派文强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即日动身前往上海报到视事。
当天，文强即满怀抗战豪情，与爱妻幼子壮别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