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他们回到湖南长沙乡下老家，准备与上海中共中央联系时，1931年12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对于所谓“假自首叛徒”的文强，予以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

1932年1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又在写给上海中共中央的“关于近年由川转去各地同志的关系问题”的报告中，特别谈道：

文强（又名赖之）及李觉民（原姓刘，又名国华）均湖南人，黄埔生，已由省委开除党籍，望勿与之发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委给中央写这报告时，李觉鸣正在中央特科从事保卫党中央、制裁反动派的充满危险的“行动”工作。

而四川省委却要求中央“望勿与之发生关系”。若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听信了四川省委的意见，李觉鸣不仅不能继续在特科工作，还很可能会有被当作内奸制裁的危险！

万幸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共中央没有理睬四川省委这个意见，仍将这个已被下级党组织开除党籍、视为异端的李觉鸣作为保卫革命心脏党中央的骨干力量使用。

后来，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为此十分恼火。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铲除叛变组织的王斌、曹清澄等5名叛徒。

王斌，又名王松声，叛变后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不遗余力地为敌人卖命，得到敌人的赏识和重用。

李士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特科第三科，也就是红队，把惩处他的任务交给了李士英小组，但小组成员都不认识王斌，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组里一个同志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他到南京路一家照相馆冲洗胶卷，偶然发现照相馆橱窗里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

这位同志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在其中，便找了个理由，开高价让照相馆老板将这张集体照放大加印两张。

随后，李士英找人指认出王斌，再把王斌的人像单独加印。他让小组成员都牢牢记住王斌的体貌特征，然后派人在白尔路(今太仓路)永安里王斌的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昼夜监视。

经过3个多月的观察，他们摸清了王斌的活动规律，预先埋伏在王斌必经路上的李士英等人干净利落地将王斌击毙。

紧接着，李士英又带领红队行动小组成员又铲除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

此人原来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兼情报组组长，对党的危害甚大，连他的妻子都说:“曹清澄捉共产党很凶的。”

李士英也事先让人找来了曹清澄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员对曹清澄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

5月16日，李士英带领行动组李觉鸣、李泽才、袁立夫等人，埋伏在法租界区域内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住所附近，准备行动。

但是，他们几人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巡捕抓住，押解到法国巡捕房看守所。

当时，上海城区内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块区域，李士英、李觉鸣和李泽才在法租界被捕后，被关押在法租界的老北门巡捕房看守所。

（1935年，这里改称麦兰巡捕房，今址为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

随后，国民党当局要求把他们三人提回华界警察局审讯，遭到法租界警务处拒绝。

法国巡捕急切地想从李士英、刘人奎和李泽才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无论怎样逼问，三人始终守口如瓶。

敌人对李士英动用了酷刑，老虎凳、电刑、往手指甲里钉竹钉、坐水牢。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回答始终是:

“我是河南乡下的一个农民，来沪投亲无着，所带盘缠用光了，后来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姓陶的人，他答应供我饭吃，但要我帮他与别人打架，并将一支手枪包好后塞到我的口袋里，说这支手枪是备过案的，不碍事。”

法国巡捕气得嗷嗷乱叫:“那个姓陶的肯定是共产党!”可又找不到任何证据。

1932年5月31日，巡捕房将此案移送地处上海法租界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李士英、李觉鸣和李泽才被捕后，中央特科竭力设法营救，聘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女)、章士钊、薛笃弼为他们三人辩护。

可是，法院将该案定性为政治案，1933年1月以危害民国及预谋杀人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李士英、刘人奎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后来，到了1935年2月，江苏高院三分院重新审理该案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又上诉至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

此时，各地抗日救国运动正蓬勃开展，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李士英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李觉鸣由死刑改判有期徒刑10年，李泽才由有期徒刑19年改判为12年。

此后，三人被押至上海第二特区监狱服刑。

1931年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文强带着周敦琬回到了他长沙乡下的老家，湘江西岸麓山镇文江乡枫树嘴。他们打算回乡探望后，即赴上海寻找周恩来。

湖南乡下民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渡过湘江，乘汽车在离乡一华里处的金马桥下了车，正在欣赏四周众山皆白的雪景，忽有一人上来接过了文强手中的行李。

文强一看，原来是亲戚许家表叔。表叔看了看周敦琬，高兴地祝贺文强带着新媳妇荣归。说着，他又面露愁容，摇头叹道：

“游子千里来归，针衣手线所感，何其神也！”

文强听他说得有些奇怪，急问缘由，方知母亲文刘玉莲当天早上刚刚去世，入殓后尚未封棺！

表叔还以为他是遥感到噩耗，才赶回来奔丧的。文强闻言大悲。万万没有想到，他刚一回乡，竟遭如此打击。

他才7岁时，父亲就远去云南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讨袁护国革命，一去13载，家中全靠母亲一手将他与弟妹们抚养成人。后来，几次遇到危难，都是有了母亲的关怀、资助，文强才顺利渡过难关。

母亲患肺病多年，文强一心忙于革命，竟一点不知……

一路上，表叔又告诉文强，他家一年来迭遭不幸：他父亲最心爱的小女儿，文强的小妹，芳龄17岁的桂娟，已因患肺病夭折，文强的弟媳及其不满周岁的男孩也不幸病故。

一年内，文强家中竟连夭四口人！他的父亲遭此打击，人已老了许多……

到了家里，文强看到灵堂白幔，一下扑了上去，抚棺大哭，连身后的新媳妇周敦琬也未顾得上给家人介绍，还是表叔代他给大家一一作了介绍。

随后，文强与周敦琬依照乡俗，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丧事办完后不久，已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他俩的意外归来，给连遭人祸的家庭增添了喜气，父亲希望他们能多住些日子。于是，计划去上海的行期便拖下来了。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曾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李烈钧、程潜等十分相好。

蔡锷在云南组织讨袁护国军前夕，文振之的姨父张靖正在蔡锷幕府任参军，他给文振之发来急电，邀其入滇“共襄义举”。

文振之毅然别妇抛雏，远去云南，参加蔡锷幕府机要，担任了“红文案”（即有权用朱笔批公文的秘书长一类角色），后来，还作过云南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北伐革命时，为表示拥护国民革命，他与北洋军阀系统断绝关系，提前告老还乡。此后，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

这次，对儿子和媳妇的突然归来，文振之没有多问。文强为了不让老人担心，只说是川局动乱，避祸而归。

老人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建议他们值此乱世，要懂得明哲保身，最好先在家乡暂避一时。

文强明白父亲爱护儿子的良苦用心，他和周敦琬商量后，决定顺从老人的意见，先在家乡栖身下来，再设法与上海中共中央联系。

于是，文强在其父办的文氏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担任了代理校长，周敦琬则在校中担任了教员。

刚刚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动乱生活，文强的心情，有一阵短暂的闲适和轻松。这从他当时所写的一首小诗可以看出来：

故里春风畅，相思入洞庭。

麓山花似锦，爱晚几枫青。

不过，这样的心情并不持久。安顿下来后，文强和周敦琬便寄信和托人带信去上海，通过他们知道的通讯处和联系方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可是，一封封信都有如石沉大海。

5月初的一个黄昏，夕阳的余晖在湘江水面颤动。一群水鸟拍打着翅膀掠过江面，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文强与周敦琬身穿素服，来到湘江边上。他们从提来的竹篮里取出酒礼、香烛，在河滩上摆好，然后面对四川方向，双双跪下……

这天，是刘愿庵烈士殉难周年的忌日。他们特地来到这无人的江边祭奠烈士。

划燃的火柴，点燃了香烛，也点燃了他们手里的挽联。挽联上写着：

愿庵烈士千古生死何足论，黯黯巴山秦岭；

兴歌烈士千秋泪遗书诏后继，悠悠湘水岳云。

遥寄英才万古悲

周坚如、文莱之携手泣挽

火焰跳跃着，在江风中迅速燃起，挽联转眼就化成了灰烬，像一只只灰黑色的蝴蝶，随江风飞去……

久久不能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文强实在按捺不住，他与周敦琬商量后，两人又瞒着父亲，假称去武汉找朋友，于1932年9月间，去了一次上海。

来回半月，他们在上海逗留了5天。当年，周敦琬在中共四川省委负责秘书处工作，派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络的介绍信都是她经手写成并由她交代接头方法。

可是，这次他们把所知道的联络通讯处都想方设法去打听了一遍，但是毫无结果。

就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加紧了对红军根据地苏区的围剿，鄂豫皖苏区中心区新集、湘鄂西苏区中心区瞿家湾等相继被攻占。

文强与周敦琬见上海、武汉等地一片白色恐怖，不敢久留，只得失望而归。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自从上一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

他们想要找的周恩来，也早已在上一年年底，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申诉并请求另行安排工作的想法，完全落空。

这时，在他们昔日战斗过的四川，发生了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1932年5月，一直在以自己的社会职业和经济条件帮助中共四川省委开展工作的女地下党员王凛若，因一封外地寄给她的长信被第21军特委会在邮检中查获，暴露了共产党人的身份，不幸被捕。

王凛若的父亲营救女儿心切，自作主张代写了《悔过书》，将她保释出狱。

王凛若出狱后得知，悲痛欲绝，想写声明加以否认，但在军阀监视下根本无法办到。从此，她就因这一“污点”而未能恢复中共党籍。

此时，距文强被罗世文视为“叛徒”开除出党才半年多。

罗世文万万想不到，自己竟也陷入了文强与周敦琬不久前曾面临过的困境。无论他如何向党组织陈述、申辩、解释，王凛若的“叛变”罪名也不能洗雪。

因为，王凛若比文强还多了一个白纸黑字的《悔过书》！罗世文要与王凛若正式结婚，自然也得不到党组织批准。

当初，他不愿谅解文强在被捕后与特务周旋的言行；现在，省委的其他同志也不愿谅解王凛若“悔过”出狱的问题。

就像周敦琬坚信文强没有变节，不愿与之脱离关系一样，罗世文也坚信王凛若对中共事业的忠贞，仍然视之为革命伴侣。

他向规劝他与王凛若断绝关系的省委其他同志含泪诉说：王凛若是好同志，他与王凛若已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一两天的感情了，不可能分开。

但是，其他同志仍不能答应他与王凛若结婚的要求，不过，他毕竟是省委书记，其他同志对其规劝无效之后，只得对他与王凛若的同居（事实婚姻）抱着“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李觉鸣是在自己浑然不觉已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继续为保卫党中央进行舍生忘死的工作；而王凛若则是在昔日党内同志的“冷眼”“白眼”中，含垢忍辱，一如既往地利用自己的家庭条件，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四川省委，照顾贫困、劳碌而又多病的罗世文。

罗世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两人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相濡以沫，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

这一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以制造侵略口实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由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领导的中国政府军（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增援的张治中领导的第五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坚决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三易其帅，伤亡近万人，也无法从正面突破。

最后，经英、美、法等国调停，国民党政府作出妥协、让步，与日本方面签订了《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淞沪抗战给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尽管在湖南乡间，文强与周敦琬仍然可以从报上和民众舆论中得知，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的大动荡中，国难当头，日本侵略军正步步进逼——

3月初，日本人在东北扶持早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起伪“满洲国”。

8月，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在东北等地调查后认定是日本侵略了中国，正在整理材料起草调查报告期间，日军又悍然开始向我热河省大举侵犯……

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全国各地涌动着抗日救亡的浪潮。在这样的时候，文强和周敦琬怎么可能在僻静的乡间呆得下去！

自9月里赴上海寻找中共中央失望而归后，他们郁闷已极，这两个从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竟然还去求签卜卦，试图求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在乡间呆了这么久，文强与周敦琬都越来越不能再安心于死水一般的乡居生活。

最后，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到省城去闯一闯。这时，周敦琬也得到在北平的四姐邀请，去北平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