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期间，为了多给刘愿庵烈士的继母和幼弟一些关心、照顾，周敦琬与文强分开，住进了刘家。
文强不方便同去，便住到了一位老友张用五家中。
张用五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民国初期，他曾在熊克武治理四川时，担任过成都造币厂厂长。
当年，文强随朱德入川到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时，张用五正在杨森部做高级幕僚。
朱德、刘伯承帮助杨森办起仿效黄埔军校的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时，张用五就被推举担任了校长，文强那时则是政治教官和学生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两人过从甚密，私交很好。
文强二次入川后，才得知张用五也是中共党内同志。
张用五的家十分清静，他告诉文强，省委未搬来时，中共川西特委的会议常在他家里开，文强的老朋友，在川西特委做军事工作的廖宗泽常来他家。
文强闻讯大喜，忙通知周敦琬去爵板街，把住在那里的廖宗泽叫来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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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旷继勋部举行兵变时，廖宗泽奉派前去参加，并被任命为兵变后编成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第二师党代表。
兵变失败后，廖宗泽撤回成都，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兵委书记，继续投身于在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
1930年10月，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已经受到批判，但因交通、通讯不便，新精神尚未传达到四川。因此，中共川西行委仍然决定在成都附近的广汉，发动贯彻“立三路线”的最后一战——江防军第二混成旅兵变。
廖宗泽又被派去担任领导兵变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兼起义军第一纵队政委。
10月25日夜间11时，在曹荻秋、李司克、廖恩波、易心谷、刘连波的领导下，广汉兵变开始。
按照中共广汉前委的作战计划，在广汉中学校钟楼上发出的武装起义的信号，起义人员以左臂缠白毛巾、右臂脱下衣袖为标志。
驻扎北门外的第2团第3营首先鸣枪，紧接着，各处驻军亦鸣枪响应。兵变领导小组鸣枪鸣笛，集合全体官兵宣布起义。
官兵首先放火烧毁警察局旁的草房以牵制敌人，然后迅速占领广汉电话局和广汉电灯公司，并砸开位于城内的武器库，夺取枪械弹药。
在攻占国民党驻军2混成旅旅部时，起义人员与驻旅部的手枪连发生激战，击毙了少数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扣押了一批惊慌失措的地方官僚豪绅，缴获各种枪千余支（挺）。至26日拂晓，起义战斗全部结束，全城平静。
兵变成功后，中共广汉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
10月26日上午，在有国民党军官、各市区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广汉苏维埃政府，推举曹荻秋、雷志烈（雷晓辉）、张剑横（兰进民）、李司克、赖明果、廖恩波、易心谷等20人为委员，任命曹荻秋为广汉苏维埃政府主席。
曹荻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下午，召开了广汉公园大会，曹健民（曹荻秋）代表广汉苏维埃政府宣布:
第28军第2混成旅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一路，徐昭骏兼代司令员，刘连波兼代政委及政治部主任，雷润侯任参谋长。
所属第一纵队（辖第一、二步兵团），曹荻秋任司令员，廖宗泽任政治委员；
第二纵队（辖第三步兵团、手枪连），易心谷任司令员；
警卫大队由川军江防军第28军第7混成旅起义军营长罗南辉任队长，国民革命军第21军教导师少校参谋薛彦夫任副队长。
全军共计1万余人。
1930年10月26日，起义部队按计划将一批官僚、豪绅逮捕，根据他们罪恶民愤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砸开粮仓，给城内的平民分发粮食，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起义部队后派人砸开了城中的监狱，放出了全部无辜的群众和革命人士。
而后，行委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了广汉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了有关政策法令，实行一切权利归人民。将良税廒册、文书契约等付之一炬，并以“广汉苏维埃政府”发布布告。
广汉起义后，广汉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广汉，计划经高骈、金轮、孝泉，取道双盛进入绵竹新市，先攻占绵竹城，转入绵竹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依山游击”。
起义军于27日进至绵竹新市镇时，由于中共川西特委的预先布置，当地党组织率领数百农民武装，带上枪支、大刀、长矛，担上粮食、茶水慰劳和支援部队，附近乡的农民武装亦来支援。
与此同时，位于成都的第28军军长邓锡侯才获知部下在广汉兵变，急令所属第1、6、8混成旅，杨秀春、黄隐、陈鼎勋等部向绵竹追击，田颂尧第29军亦派出两团向绵竹、什邡、德阳方向截击起义军。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起义部队逐渐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此时，只有攻下绵竹，才能跳出包围圈，转移到绵竹山中打游击，建立根据地。
这时，第二纵队司令员、进攻绵竹指挥员易心谷，率部担任前锋，命令小部队在正面佯攻，主力部队则迂回到镇侧背发起猛攻，迅速将守敌驱逐。
10月28日，易心谷挥师挺进，沿途打退了绵竹守敌28军蒙善伯团派出的阻击队和保安队的阻扰后，直逼绵竹城下。
当晚，易心谷指挥部队开始猛烈攻城。这时的起义军一面与追击部队战斗，一面组织军力攻取绵竹城。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冒着密集的弹雨发起多次冲锋，还架设了云梯攻城。
但是，由于部队缺少重型武器，始终无法破城，而弹药消耗很大无法补充，人员伤亡不少也无从增援，处境十分艰难。
战斗中，前委领导从新市镇赶来前线，并由起义军总指挥部副官长、第21军教导师少校参谋薛彦夫率警卫大队，第28江防军第一区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林见龙率部前来增援。
绵竹廊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僵持不久后，前委被迫放弃攻城计划，下令部队撤离绵竹城，向遵道镇进发，前委还决定调整领导成员，任命易心谷为前敌副总指挥。
在转移汉旺途中，起义部队不断遭到敌军邓、田二部追击，又遭反动民团、土匪武装多次袭击，腹背受敌，伤亡惨重。次日，部队撤到汉旺场后，不仅因伤亡失散很多，而且内部不稳，军阀部队紧追围堵。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大损失，于是，前委果断决定外来干部一律撤离，起义官兵分散转移，每人发六至八元路费，资送回家，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斗争。
大部分领导人也都分散转移，曹荻秋在部队从绵竹撤退至遵道途中，因天黑路滑，从马背上跌入一道深沟，与队伍失去联系，后被农民向导救起，绕道去成都。
易心谷同廖宗泽一道离开汉旺场，转道成都附近的老家华阳县石板滩，李司克和王少修转移到金堂地区，继续开展地下活动。
在广汉，国民党军阀成立了“清共委员会”，专门逮捕杀害革命志士，仅11—12两个月时间，就被逮捕囚禁百余人，残杀共产党员22人。
原第28军第2混成旅旅长陈离，被处以“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处分，并令其“自行筹措，重建部队，限期足额，听候点验”。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迁来成都，原打算调廖宗泽到重庆参加文强主持的川东特委作军委工作，但因廖宗泽正在生病，未能赴任，于是改派了李家俊。
廖宗泽病愈后在成都参与省军委的相关工作。
廖宗泽与文强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而且，还曾在四川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彼此十分了解。
得知文强到了成都，廖宗泽十分高兴，立即赶到张用五家。两个劫后余生的黄埔同学，见面时紧紧拥抱，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听文强谈了离渝来蓉的遭遇后，廖宗泽深为他的蒙冤受屈，愤愤不平。他告诉文强，从广汉兵变后，他对中共党内那套过左的作法，已经十分反感。
在此之前，廖宗泽参加的第7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条件不成熟。但中共四川省委却在“立三路线”影响下，未能正确总结教训，甚至错误地认定失败主要是因为搞的是“将变”而不是“兵变”。
因此，以后的兵变，便来了个“矫枉过正”，片面强调走“士兵路线”，强调“阶级成分”，一概排斥军官，连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也要排斥在外。
广汉兵变前，中共川西行委决定，有关兵变的消息，均不通知原在部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共产党员，兵变成功后，这些党员也同其他军官一样要遣送离队。
于是，兵变爆发后，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处都无人负责，原编制打乱，导致部队一片混乱，给养无人负责，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饭，招募的数百新兵也因无人管理散去。
由于军官党员被排斥在外，原中共地下军支组织也被打乱，起义部队中一时竟成了没有党组织的状况。
由于这样的混乱，士兵们便抱怨中共组织派来担负军事总责的人太差，纷纷要求让共产党员、原旅参谋长刘的均担任总指挥。
刘的均是由原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人张秀熟介绍入党的，也是该部地下军支中的骨干分子，因年龄稍长，廖宗泽、文强等中共军事干部都称他为“刘大哥”。
他在士兵中颇有威信，本应作为兵变领导成员，但因是军官，却被排斥在外，按原决定还应遣送离队。
只是，在兵变发生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前委考虑到军事干部缺乏，才被迫同意他留下来工作。
这时，前委又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任命刘的均为红军总指挥。宣布之后，又担心出现军事独裁，感觉危险。
同时，另一位原在部队作排长的共产党员，也因是军官，被排斥于兵变之外，但在兵变信号发出后，他主动参加行动，领导革命士兵控制了该营，前委也只得任命他为大队长，但是，这位大队长又在前委向豪绅催缴赎金时，为一个豪绅说情，与前委成员发生了冲突。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得前委负责人认为部队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便在兵变已经面临失败，部队正在前方血战之时，商量起在部队中“肃反”的问题来，将总指挥刘的均和那个大队长都列入了肃反处决名单——这时，刘的均正按前委要求在前方指挥作战。
廖宗泽没有参加这次前委会议，他也在前线指挥作战，事后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好在，当时未能攻下绵竹县城，因此原定在攻下县城后执行的“肃反”计划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兵变失败后，刘的均率残部接受了另一军阀部队收编，自然更被认定是“反革命”了。
文强听着廖宗泽的讲述，对这种愚蠢的左倾错误，深感愤慨和忧虑。想起他们辛辛苦苦参加开创的四川兵运大好局面，几下子就连老本一起被搞光了，真是心痛万分。
这时候，文强既遭反动军阀通缉，又受中共党内处分，“里外不是人”。他担心连累张老先生一家，在此住了十多天后，请廖宗泽另外联系租赁了北城公园附近一家湖南同乡会馆的房间居住。
由于会馆规定只供单身居住，周敦琬仍然只能住在刘家。
在此期间，文强和周敦琬又找罗世文面谈了两次，仍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在湖南同乡会馆里，文强独居斗室，又遇上连日秋风秋雨，夜里常有猫头鹰惊啼，他心头倍增凄凉。
一天清晨，周敦琬匆匆来到会馆，向文强出示了一张报纸《号外》：震惊国人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先祖信国公文天祥的名句，文强此时默诵，别有一番滋味。国难当头。个人的灾难也正当头。出路何在？
文强苦思多日，终于下了决心：离开四川，另找出路。他约周敦琬来到支机石公园边的城墙上，谈到自己的打算。
周敦琬劝文强再以书面形式向省委申诉一次，被他拒绝。
他激动地说：
“省委还不就是罗世文？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的革命。这里不要我，我还可以到别处去。李老五不是到上海去了吗？我也可以到上海去，去找周恩来！……”
他说的李老五、就是原省军委秘书、省委特务队长李觉鸣。
李觉鸣，原名刘人奎，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南下转战中，他随李鸣珂担任周恩来的警卫。以后，又随李鸣珂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不久，李鸣珂调任四川军委书记，他也一同入川，因为崇拜李鸣珂，随李改了姓名）
李鸣珂牺牲前，就曾在留给他的遗书中劝告说：“五弟，与你永别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
并在给周恩来的遗书中，分析四川干部现状时，说到李觉鸣：
“缺点是个性强于我，他爱人在沪，时想离开四川工作，（希）中央绝对制止。”
李鸣珂牺牲后，李觉鸣将李鸣珂烈士之子李从珂，送到江津驻军最高长官张志和那里寄养。
张志和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第24军暂编第1师副师长兼第2混成旅旅长，也是中共秘密党员，还是李鸣珂领导下的省军委成员。
他与李鸣珂配合默契，亲如兄弟。当时，省委需要的一些枪支弹药，就是张志和设法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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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部移防江津后，张志和还在县城里创办了一家“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在士兵和当地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
当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后，召开的第一次传达“立三路线”精神的干部会议——全川军支（驻军地下党支部）联席会议，就是在张志和掩护下，在江津县白沙镇召开的。
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主动要求将烈士的长子送到他那里去，由他抚养。
在他的部队里，建立有中共地下军支，士兵中的地下党员有200余人，军官中也有七八人，是全川军阀部队中士兵运动搞得最好的一个。
李觉鸣长期担任省军委与江津军支的联系工作。刘愿庵牺牲后，李觉鸣就在张志和那里暂避了一段时间，并在张志和与地下军支的配合下，将告密导致刘愿庵等领导人被捕牺牲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干部、内奸陈茂华制裁。
随后，李觉鸣被省委秘书长牛大鸣派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军事工作。回川后，他向省委提出，调往上海工作，因他对省委按“立三路线”精神发动全省大暴动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不同意见，与省行委领导发生冲突，被决定先给予留党察看两个月处分，然后才能调走。
导致李觉鸣与省委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立三路线”发动的江津兵变。
1930年8月，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四川省行委为了拿下位于重庆西南的江津县，以便顺长江而下直取重庆，再沿江而下进军武汉，进一步达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伟计划，不顾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强令江津军支实行兵变。
因张志和对这样的草率蛮干持不同意见，省行委即认为他是害怕自己的长官地位受到损害，政治上不可靠，决定趁张志和被刘文辉召去成都开会之时，背着他发动兵变。
时任军阀刘湘军部高参的中共秘密党员于渊，被指定为兵变总指挥，省行委委员项鼎为党代表和兵变成功后的县苏维埃主席。
但是，到江津听取了当地县委和军支同志介绍情况后，于渊当即表示这个兵变计划太不成熟，应该取消，否则即等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虎口里赶。对于趁张志和不在家时发动兵变，他更认为是“挖自己人墙脚”的蠢事。
热情高涨的项鼎谴责于渊是临阵脱逃，与他大吵了一通，于渊只得表示组织上服从而思想上保留个人意见，但辞去总指挥职务，只参加军事指导工作。
反对兵变的县委书记也被排除在兵变行动委员会之外。
9月3日夜，原计划5日举行的江津兵变，因已走漏风声引起官方警觉而仓促提前发动，立即遭到失败。
张志和在成都得到消息，受到刘文辉训斥后，忧心如焚赶回江津处理后事。
在反动军官们将参与兵变的士兵抓来枪毙时，张志和被迫坐在现场“监斩”。尽管他尽其可能当场救下了两个共产党人，但却不得不目睹其他数十位士兵被杀，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
事后，于渊因“临阵脱逃”，张志和因“镇压起义”，均被中共四川省行委开除党籍。
后来，张志和在军阀部队也不再受到重视，不久即解甲归田。抗战爆发后，他亲自将李鸣珂烈士之子送去延安，自己也要求留下，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毛泽东认为他在四川军政界有较大影响，留在中共党外更有作用，劝说他回到四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此后，他参加了民主同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盟友，一直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1957年，张志和被打成右派，1975年在北京因车祸去世，1979年平反。
张志和被开除中共党籍后，李觉鸣十分不服，他去江津安慰了张志和，又跟省行委负责人余乃文、程子健、项鼎等人争吵，因而被处以“留党察看两个月”处分，并要他戴罪立功”，去川西参加广汉兵变。
可是，李觉鸣走到成都时，广汉兵变已经失败，他持周敦琬的信住进了刘愿庵寡母家中，以外甥身份在那里躲过了血腥的大搜捕。
省委搬到了成都后，认为李觉鸣未及时赶去参加广汉兵变，是导致兵变失败的原因之一，再次给他处分，并要他到军阀部队去当兵，作兵运工作。
对这一明显带有惩罚性的决定，李觉鸣拒不接受，坚持要求调上海，他与罗世文、程子健再次发生冲突，大吵了一架后愤而离川，来到上海，通过旧日老关系，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