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第21军的特务们谁也想不到，就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人在为文强的脱逃，进行着准备。

这一工作，是在一个共产党人领导下秘密进行的，此人是川东特委组织部长郑佑之。

郑佑之，党内化名张荣山，1891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比文强年长16岁。

27岁时，他的妻子病故。次年，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决心“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每年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一面进行平民教育，一面开展革命启蒙宣传。

郑佑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6年1月，他在川南宜宾县创建了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基层支部之一——中共宜宾特支，任特支书记，以后他历任中共川南南特委委员、自贡特支书记、合川县委书记……

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把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后来名震东北白山黑水的抗日英雄赵一曼。

1928年2月，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成立时，郑佑之当选为省委委员。

那次会议，是在重庆城附近的巴县铜罐驿乡间，当地有名的地主周团总家里举行，周团总的儿子周贡植，曾与邓希贤（邓小平）等人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时，他是临时省委领导核心成员，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农民部长。

会议已经开了一天，郑佑之因路途较远迟到，进入会场——周家大院右厢房时，引起代表们的注意。

他头戴圆顶翻檐帽，脚蹬麻耳草鞋，土蓝布长衫的下摆挽起来掖在腰间，左肩上倒挂一把雨伞和一个棒槌状包袱。

坐在郑佑之对面的一位共青团代表，见郑佑之一脸长长的络腮胡须，双目炯炯有神，很有些像共产党革命的导师马克思画像上的样子。

这位共青团代表一时兴起，便在一张纸上随手画了一幅速写，画上题名：

“马克思来临！”

那时，会议代表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性活跃，无拘无束，这幅画便在代表中传阅开来。

传到临时省委书记傅烈手中时，这位年仅29岁的中共中央代表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于是，全场大笑。

从此，“第二马克思”“四川卡尔”，就成了郑佑之的外号。

由于他长期活跃在川南农村，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所以，又有“川南农王”的美称。

文强是在1928年夏天认识郑佑之的。

那时，文强正在四川江防军第7混成旅旷继勋团担任中共特支书记。一天，他奉命与特支成员旷继勋一起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营房进城，到支机石公园茶馆向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汇报工作。

刘披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刘披云（1905.01~1983.05.13），四川岳池县人。1915年春，考入岳池县立高等小学, 1919年，入顺庆联合中学读书。

1923年，刘披云考入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及《向导》等共产党的刊物，思想进步很快。

1924年春，淞沪四川学生代表会在上海召开，刘披云被选为学生会委员长。当时，四川部分学生因无力支付学费被校方辞退。他以淞沪四川学生会名义，力争川汉铁路公司发放了少量贷学金，解决了部分贫困学生的学费。

1925年4月，刘披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30日晨，刘披云与余泽鸿等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为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发动学生在租界内声援工人、市民举行游行示威，结果，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示威群众,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刘披云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在神州女校召开上海大、中学70余校有200多人出席的紧急会议，决定6月1日举行全市总罢工、罢课、罢市，会上，刘披云被选为上海学联委员。

6月1日，他带领南方大学学生到南京路租界内各街道去讲演，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1925年7月,刘披云转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入上海大学学习，任上海大学共青团特支书记，组织学生参加上海第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下旬，刘披云接受组织派遣，到武汉筹备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大会。5月上旬，代表大会在湖北召开，刘披云当选为第八届执委会委员长。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时任中央宣传鼓动地委员的刘披云，坚持发动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组织和参与武汉总罢工，参加罢课、罢市。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中共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加强四川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派刘披云带着“八七”会议文件于9月1日到达重庆，召开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推选傅烈任书记，刘披云负责宣传。

在会上，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中共党组织。

9月，刘披云日夜兼程，奔赴泸州、内江、富顺、自贡、荣县等地清理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临时省委的决议，帮助基层恢复和健全中共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11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刘披云往中共川西特委工作，与川西特委其他同志一道，组织领导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迫使反动当局表示接受全川肉税划作教育经费的要求。

1928年1月,刘披云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组织领导了成都大规模的反劣币运动。经过近半月的反复斗争，迫使刘、邓等军阀捣毁造币厂,由造币厂掉换劣币和禁止大元出境三项要求。

言归正传，文强到成都后，才知道刘披云是要文强向几位军运干部介绍八一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安排了郑佑之介绍川南农民运动情况。

那一次，郑佑之对川南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深入浅出，有理论分析也有生动事例，文强和其他军运干部都听得津津有味，深为敬佩。

1931年2月，因左倾盲动的大暴动给四川共产党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

为加强省委工作，调郑佑之到重庆。

而后，“寮叶巷事件”发生，省委被迫迁往成都，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他是四川中共领导干部中的最年长者，当年40岁。

由于理论修养较强，凭着长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多年从事基层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他在四川共产党人中，较早觉察到中共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路线不符合社会实际，主张把党组织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进行长期艰苦的动员组织工作，发动农民武装斗争。

不过，他的意见和主张当时在中共组织内居于少数地位，得不到年轻同志们的理解，还被扣上“农民意识”“右倾逃跑主义”等帽子。

此刻，郑佑之鉴于第21军特务委员会的猖獗，深谋远虑，对这个危害极大的特务机构采取了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把一批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的叛徒联络起来，建立起了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

这是四川共产党人在特务机构中，建立反特务秘密组织的一个十分成功的创举。

郑佑之通过单线联系，领导着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特务委员会的“特务”，让他们各自联络和领导了一部分“良心会”成员。

这两个“特务”，一个是郑佑之的学生、领导过宜宾地区农民运动的余宏文。

余宏文的一个老友，曾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的邹云芳，叛变后，曾接替被李鸣珂制裁的易觉先担任过第21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

前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就是被邹云芳带领侦缉队在街上碰见，当面指认而遭到逮捕。

由于穆青的被捕，中共四川省委准备制裁邹云芳，邹云芳为保全性命，不敢再担任侦缉队长，并辗转托人向地下党表示其“回头”心愿。

郑佑之等人经过研究，利用邹云芳在特委会中的影响，派余宏文（化名余复生）打入特委会，当上了编辑员，并在邹云芳协助下，建立起特委会中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

郑佑之领导的另一个“特务”，是曾参加广州暴动和四川广汉兵变的中共军事干部薛彦夫。

他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通过第21军参谋长郭昌明的亲戚关系，混入特委会当上了侦缉员。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得到了消息，并掌握了全部动态，他向余宏文和薛彦夫分别下达了设法营救的指示。

因此，文强还在特委会禁闭室关押候审时，就有人偷偷扔了纸条给他，要他坚持原供，并告之有人正在设法营救。

究竟怎样营救法？不仅文强不知道，就连郑佑之和余宏文、薛彦夫等人也不知道。他们只能相机行事。

这天，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宋毓萍亲自前来巴县大监，将文强提出，对他说：

“你的两次招供，我们经过查证，基本属实。川陕边李家俊匪部已被击溃，省委刘愿庵、李鸣珂等人均已被一网打尽，无一生还。

共产党在四川大势已去。你不要再受革命的麻醉了，应该及早醒悟，回头是岸，留得有用的生命，好为国家效力……

今天，我们是奉军法处李根固处长之命，前来接你去特委会面谈的。”

文强从未与宋毓萍打过交道，只知他原是共青团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叛变后死心塌地为虎作伥。听他喋喋不休，文强十分厌恶，冷冷地回答：

“我乃文信国公（文天祥）之后。自幼即记诵过他就义前所写的自赞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不知宋毓萍是没有听懂，还是装作不懂，一路上，他仍然厚着脸皮对文强进行劝降。

到了特委会，文强被一伙特务簇拥着，进入一间布置好了的房间，只见一张桌上已摆好麻将牌，另一张桌上摆着茶点、水果。

特委会的另一个侦缉队长、土匪模样的贺蜀筠，也迎上来向他表示欢迎，口口声声说是“黄埔同学”，跟文强套近乎。

原来，贺界筠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与文强同期不同科，而与李鸣珂同在步科第一团。毕业回川后，曾在川东从事兵运工作。

文强得知后，暗暗叹息，想不到李鸣珂的同团战友中，竟也出了这样的败类。

其他特务也围着他问东问西，称他“老大哥”，还有人向文强献殷勤，赠以鸭舌帽。

宋毓萍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假惺惺地叹息着对文强说，李根固李处长（二十一军军法处长兼特委会委员长）原打算亲自来宴请他，并代表刘甫公（即军阀刘湘，字甫澄，人称甫公）同他作长谈，但因见文强的态度仍有些强硬，便改为以后再谈。

今天，暂由特委会的兄弟们来招待，请他随便玩，但警告他不得擅自走出大院门外，以免发生误会。

于是，文强被待作“上宾”，饮茶谈天之后，便请入座作“雀战之戏”。

在麻将声中，特务们不断向他进行劝诱，他不置可否，虚与委蛇，推说辗转各地，求职无成，现又坐了半月监牢，身体垮了，只想先养养身体，再作其他考虑。

表面上，他装作轻松的样子，但心里却一直在紧张地盘算着能不能伺机逃脱。

几圈麻将后，已是黄昏，赢家又拿出钱来办招待，一个年轻特务跑前跑后，张罗买酒买菜。席间，他还不时给文强斟酒点烟，十分殷勤。

酒过三巡，文强要上厕所，那个年轻特务连忙引他前去。因为厕所在屋后角落上，得从靠岩坎边的小路绕过去。

走到半途，那年轻人悄悄拉了拉文强，向他指了指路边树丛，悄声说了一个字：“跑！”说完，转身回屋里凑热闹去了。

文强心想，此人必是郑佑之安插的人，心中踏实了几分。他知道，此时特务们大都有了醉意，又还在忙着猜拳罚酒，互不示弱，正是趁人不备逃走的好时机。

于是，他看看四下无人，赶紧借暮色掩护钻进树丛，一看，原来树丛后就是堡坎边缘的铁丝网，先已被撬开了一个大洞，探身洞外往下一看，只见离地面还有约两丈高，如何能安全下去？

犹豫间，他听见从特委会屋内传来特务们的猜拳罚酒声，那个年轻特务吆喝得特别响亮。

文强自忖事不宜迟，顾不得多想，脱下身上的长衫，拧成长绳状，一头系在铁丝网木桩上，双手抓住这“长绳”，心头默念着：“鸣珂、愿庵助我！”脚蹬着堡坎表面的石缝，迅速滑缒下去。

下到地面，文强赶紧往中央公园下方走去。正当此时，小路上却迎面走来了一个军官！

这个军官显然是往上回第21军军部去，他看到上身只穿了件汗褂、形迹可疑的文强，显得有些警觉。

文强心头暗暗叫苦，但却不露神色，装作在公园里纳凉闲逛的游人，一边哼着小曲，抬头赏月，一边漫步，尾随在那军官身后向上走。

重庆中央公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待那军官不再回头看他，向坡上快步走开，文强这才转身往公园下边商业场方向狂奔而去。还未跑到，山坡上第21军大院里已响起了一片嘈杂的人声和集合号声……

到了商业场街上，文强叫了一乘过街轿，两个轿夫快步将他送到了储奇门河街。此时，周敦琬正和一个邻居大娘在院坝里乘凉聊天。

一见文强从轿上下来，急忙起身说：

“呀，我家先生从合川回来了！”

支付了轿夫的力钱，邻居大娘也告辞离去后，又惊又喜的周敦琬插上了院门，把文强扶进屋里，连声问：

“你是怎么出来的？”

“全靠郑大哥的安排……”

赖兆年也闻声奔进屋来。文强几大口喝完了赖兆年端来的茶水，惊魂甫定，讲述起了逃脱的经过。

听了文强这话，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周敦琬多日来的担忧、焦虑、痛苦不安一齐涌上心头，忍不住呜的一声大哭起来。

哭过之后，她镇定下来思索片刻，第21军肯定要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只有马上出城才能确保安全。

他们紧急商量后，决定让赖兆年立即雇船送文强过长江，然后，沿江边大路往巴县渔洞镇方向走，一直去到江津县城，到周敦琬一个黄姓学生家中暂住。

然后，周敦琬与郑佑之接上头，交换情况，再到江津与文强会合，作下一步打算。

正在商议中，河街上已传来城门洞戒严的议论声，好在河街位于城门外，军警一时还搜不到这里来。

匆匆相逢又匆匆别离。文强拿上周敦琬给他准备好的简单行李和盘缠，顾不上多说什么，便随赖兆年摸黑往江边走去。他俩都没想到，这一走，开始各自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那个帮助文强脱险的特务是谁？文强始终不知。

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有重庆的党史工作者告诉文强，营救他的人员叫薛彦夫。

不过，薛彦夫在80年代回忆的营救经过与文强的回忆颇有出入，而且据薛彦夫回忆，他并没有参加那天的宴席。

但是，薛彦夫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他认为，那个在特务宴席间殷勤奔走的人，应是邹云芳。

邹云芳，又名邹笃生，川南高县人。从出卖穆青的叛徒成为“回头分子”，自从成为“良心会”骨干成员后，在帮助中共地下组织获取情报、购买武器、打击叛徒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不幸的是，1931年底，因郑佑之派出与“良心会”接头的一个地下党特务队员自首叛变，告发了有关“良心会”的情况，在大逮捕中，又接连有人叛变，地下党组织及“良心会”遭到大破坏。

郑佑之与“良心会”成员周世杰、罗曼生等被捕牺牲，薛彦夫被判刑关入反省院，邹云芳、余宏文也星夜逃离。

只是，当时邹云芳与余宏文并未暴露身份，出卖“良心会”的叛徒也不清楚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突然逃走，成为一桩无头疑案。

不久，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书记谢孟樵被捕叛变，除了出卖他的下属组织外，还告发了已经逃离的邹笃生（邹云芳）和余复生（余宏文）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情况。

这时，刘湘才下令向各地发出了一份迟发的通缉令：

为通缉事，查本部侦缉队长邹笃生，侦缉员余佛生等，名为反共人员，实则对于缉捕工作毫不努力，每多敷衍推诿，致工作无由进展。

该邹笃生等复通共党，在部组织消息局，与逆党暗通消息，并自告奋勇，与郑佑之、周世杰、罗曼生等，成立特务队，谋杀反共人员，为求媚逆党之交换条件。

自周、罗等被捕伏法后，该邹笃生等畏罪潜逃，复据最近反共人谢孟樵报称，邹笃生等现已拖枪七八枝，逃回川南一带，组织暴动。似此不法之徒，实属罪无可逭。

为此特令转饬所属一体查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而遏乱谋为要。

据有关党史文章记载，余宏文不久后，在与国民党当局斗争中牺牲（一说是在战斗中，一说是在狱中），邹云芳不知下落。

文强是当时被第21军特务委员会逮捕后，唯一成功脱险的中共干部。

——在他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共产党人，除去叛变者外，不是被杀就是被判刑关进了反省院。

这是共产党人在与军阀刘湘及其鹰犬特务委员会较量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文强脱离危险后，郑佑之一方面继续坚持做城市工作，一方面开始为回到农村坚持斗争做必要的准备。

他将弟弟从家里汇来的一笔款子，通过关系，从第21军军械库里秘密地买到了１０支最好的德国快慢机手枪，派人送到了川南某乡村。

刘湘得知他的枪支被共产党弄走的消息后，立即在全城戒严搜捕。这时，郑佑之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不惜重金四处悬赏缉拿他，组织决定将他调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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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全部工作交接完之后，郑佑之去联络站取最后一封信件，仍和往常一样，十分警惕地在联络站外面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之后，便径直向里走去。

然而，他的脚刚刚跨入屋内时，一群侦缉队员突然从里屋扑了出来。郑佑之来不及掏出手枪，就被敌人抓住了。

原来，联络站的负责人头天被捕叛变，将郑佑之出卖，随后，他被关进了巴县大狱。

特务们已了解到郑佑之在共产党内有“第二马克思”之称，威望很高，千方百计逼他叛变。每次提审，他都口舌如枪地痛斥敌人。多次交锋之后，敌人再不抱什么希望了。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３０日，郑佑之被敌人押着朝刑场走去。面对行刑者的枪口时，郑佑之面不改色，胸背中弹后，仍顽强地从地上爬起来，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而后，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