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鸣出川，四川省委的许多干部都知道，周敦琬更是清楚，因为李觉鸣外出联系工作，都是找她开介绍信，内心的苦恼都给她讲过。
此时，文强与周敦琬在这远离尘嚣的旧城墙上边走边谈，零落的秋叶在他们脚下叹息。
他们投身革命时，都曾设想过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但是却想不到，还会有被自己人不信任、不理解的痛苦。
说到伤心处，两人抱头痛哭……
他们不知道，就在文强受到罗世文错误处分的前后，一些战功卓著，久为国民党当局“悬赏缉拿”而不可得的共产党人、红军将领，却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被害。
许继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红1军军长、红4军第12师师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皖西分会主席，1931年11月，被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以“第三党”“叛徒”“阴谋带部队投降蒋介石”等罪名杀害，年仅30岁；
许继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孙德清，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红2军团参谋长、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中共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5月，被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8岁；
吴展，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红4方面军第10师参谋主任、师师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皖西分会主席，1931年11月，被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以“第三党”“叛徒”“阴谋带部队投降蒋介石”等罪名杀害，年仅30岁；
吴展，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红4方面军第10师参谋主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1933年5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终年不详；
董朗，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红4军参谋长、红3军独立团参谋长，1932年10月，被夏曦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38岁；
姜镜堂，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任红1军第3师政委、红4军第12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28岁；
熊受暄，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任红1军政治部主任、红4军第12师政治部主任，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28岁；
曾中生，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红4方面军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3年8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领袖”“托陈取消派”等罪名逮捕，1935年8月秘密杀害，年仅35岁；
胡陈杰（胡慎己），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红3军第9师参谋长，1932年9月，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年仅29岁；
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红6军军长、红3军前委委员兼第9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5月1日，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9岁；
萧芳，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红1军第3师副师长、红12师副师长兼34团团长，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6岁；
周维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曾任红1军第2师师长、红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反革命”“国民党改组派”等罪名杀害，年仅23岁；
段玉林，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曾任红3军第8师师长，1932年8月，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32岁；
胡筠，女，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曾任红五军第一纵队党代表、赣北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长、省委党校教务主任，1933年10月，被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以“托陈取消派”“AB团”罪名逮捕，次年4月杀害，年仅35岁……
这些都是文强的黄埔军校先后同学，有的还是他的同期同学。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黄埔军校出身，比如，在湘赣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人；
后来，在党内被尊称为“谢老”，时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工农日报》主编的谢觉哉，本已上了夏曦的“肃反”处决名单，只因被国民党军俘虏，幸免于难，谢老后来为此感慨万端地写下了“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的诗句……
回顾那一段历史，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实：
因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名句而广为人知的两位革命烈士，一个（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另一个（柳直荀）被中共党内左倾路线杀害。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所认定的革命烈士，不是被国民党当局或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而是被党内左倾路线当成“反革命”杀害的红军将领段德昌……
这是一页令人不忍重睹但却不应被忘却的惨痛历史。文强只不过仅仅是在中共处于秘密状态的“白区”环境里受到错误处分而已。
在秋风萧瑟的旧城墙上，周敦琬毅然向文强表示，她要跟他一起出川。
文强怔住了。他原想的只是自己一人出川去上海找中共中央。于是急忙反对：
“你不要感情用事。我是不得已，你不同，你还可以留下来工作。你放心，我有二次入川，就一定会有第三次入川！”
但是，不论文强怎样劝说，周敦琬也不改变主意。
因为，她不放心遭到军阀通缉的文强只身上路。失去刘愿庵，已经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她不能再失去身边人。
同时，她还担心，文强作为受到省委处分之人，找到中共中央后，反映情况会得不到信任，甚至得不到接待。所以，她决定陪伴他去向中共中央申诉。
这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在《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中，强调了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要“集中火力反右倾”。
很显然，当时的中共中央是很难接受任何有违左倾路线精神的申诉。
而周敦琬这一走，就从此断送了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前程。
他们出川后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发出通告，限令“邓琬”（即周敦琬）与文强脱离关系，否则开除党籍。
——多年以后，一个曾任第21军特委会侦缉员的老人回忆，他曾在邮检中，查到过这份通告。
于是，四川共产党人中，就从此不再见到这位杰出女性的踪影。
在成都的另一位中共军事干部，曾在文强之前到旷继勋部担任过旅委书记的李守白，得知文强要走，在一天夜里赶来向他辞行，并赠送了40块钱给他作旅费。
秋江上，扁舟一叶，顺流直下。文强与周敦琬就跟去成都时一样，无心欣赏沿途风光。
只是，他俩这时的心情与上次去成都时大不相同，当时是急欲见到省委，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而这次离开却是心情沉重，不知前路将会如何。
四川江轮航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途中，险象环生，在犍为附近的险滩，他们乘坐的船只几乎翻船落水葬身鱼腹。过岷江与金沙江交汇处时，黑夜里小舟又在石梁上撞了一个大洞，幸得一位船夫以身裹被奋力堵漏，才得以平安靠岸抢修……
平安回到了江津后，周敦琬让文强仍到城里，在黄生家中暂住，自己先在白沙镇登岸，去找大姐筹措旅费。
考虑到此去前途茫茫，用费必不会少，她又来到江津城，去找在县教育局任局长的六舅邓鹤丹筹措旅费。
——当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敦琬领导中共江津县委组织营救被军阀逮捕的革命师生，时任江津中学校长的邓鹤丹积极协助营救，因未能保释出被捕师生，他还愤然辞去了校长职务。
邓鹤丹一向支持周敦琬，也不问她要钱做什么，就写好了去盐号取款的票据。
同时，他还告诉周敦琬，吴芳吉已应他之邀，来江津任中学校长，还曾向他打听过周敦琬与文强的下落。
此时，周敦婉生怕文强还未出川就遭遇危险，没有顾不上去拜访这位白屋诗人。
本来，在文强与周敦琬婚后不久，两人就已研究过发展吴芳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事，还与吴芳吉郑重交换过意见。
但因文强被捕、出逃等一系列突发事变，吴芳吉加入共产党的事便搁置下来。
以后，因为周敦琬与文强全都脱党，更由于周敦琬的早逝和文强的投入国民党阵营，吴芳吉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段特殊关系，便再也无人知道。
1932年，就在文强与周敦琬出川一年后，吴芳吉在为抗日救亡宣传大声疾呼中不幸病逝。
以后，因种种原因，吴芳吉的诗篇长期湮没无闻。半个世纪后，那些曾倾倒无数读者的作品才得以在大陆重新出版。
但是，一些评论者却还在争论诗人的思想是否进步，一些肯定他的人也只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思想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阶段。
他们根本不知道，吴芳吉当年差一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离开江津时，为了避开轮船码头的军警盘查，周敦琬雇了一艘渔舟前往重庆。
谁知，小船刚开出不远，便有一条快船追了上来。船头上站着的大汉厉声高喊：
“停倒！给老子停倒！”
转眼间，几个大汉已跳上船来，手执匕首、短枪，直奔周敦琬，目标明确地夺下了周敦琬手中的小提箱。
他们打开箱盖搜查后，又熟练地用匕首划破了箱底夹层，一个不剩地抢走了大姐和六舅赠与周敦琬的旅费两三百块银元和其他细软。
周敦琬因与匪徒争夺提箱，还被枪柄击伤，打翻在船板上。
匪徒们的快船走后，船夫一面拿出药酒来为周敦琬止痛疗伤，一面安慰他们，说不收船钱也要把他们送到重庆。
船夫还替他们分析说，一定是他们在县城里盐号取款时，就被盯上了，只要告官，这种盗案易破。
文强和周敦琬只得相视苦笑。他们雇乘渔舟，正是为了避官，哪里还敢去告官！
幸好，周敦琬身上还藏有两块银元，她给船夫付了船资，嘱其在离重庆城五里处停靠。
上岸后，他们找了一家鸡毛小店住下，周敦琬赶写了一封信，托茶房送去城里她二姐家。
二姐接到周敦琬的信，马上赶了过来，她一面请来医生为周敦琬治伤，一面去城里找经商的五舅邓鹤年，为周敦琬他们重新筹到了两百块银元作旅费。
然后，二姐请在第21军军部供职的表姐夫周竹虚买好船票，并打通关节，安排文强和周敦琬住进了出川客轮的经理室，免除了受到军警特务盘查的危险。
晨雾弥漫中，一声汽笛长鸣，轮船驶离朝天门码头，文强再次离开四川。不同的是，前一次只有反动军阀的威逼，这一次却还多了一个中共组织的错误处分。
前一次，他是孤身一人，这一次却有一个忠实的伴侣和战友与他同行。
但是，他和周敦琬此时都不可能想到，这次出川将成为他们人生途中的一大转折，从此，脱离了曾为之舍生忘死的革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