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门户，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妄图像九一八事变后，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那样夺取上海，力争在上海及其外围地区与中国军队主力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压迫中国政府作城下之盟。

但是，这一次，他们却遇到了全面的顽强抵抗和反击。

文强于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机首次空袭南京的第二天夜里，离开南京，乘京沪特快列车抵达上海。

下车后，戴笠派出的人员立即将他直接接到了设于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的三极无线电传习所。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原是复兴社特务处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分为训练报务员和工程人员两大类。

七七事变后，这所学校已经停办迁往武汉。但是，牌子仍然挂着，以应付法租界当局。此刻，戴笠已经将这里改作了对日本展开情报战的秘密机构。

文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到任后，公开身份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同时，还担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

一周后，8月20日晚上，戴笠在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召集文强和几位特务处骨干开会。

戴笠谈到，这次上海抗战是由日本方面蓄意挑起的，企图重复五年前“一·二八”的老路。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南京最高当局已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

随后，戴笠宣布，组成一个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由余乐醒为组长，文强为副组长，共六人，前往浦东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防止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

戴笠要求他们连夜作好出发准备，并要他们出发前，先去中国劳动协会找朱学范先生联系，由朱安排向导及介绍沿途情况。

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沈醉的姐夫，曾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具有赴法勤工俭学经历，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归国后一直任军校教官，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

毕业后，他叛离共产党投降国民党，曾在杨虎城的西安兵工厂担任厂长，后经戴笠介绍加入军统，属于元老级别，戴笠视其为智囊，十分器重，

余乐醒长于对爆炸技术及药物的研究，有“化学博士”之称，汪精卫叛逃到越南河内与日本人勾结时，戴笠曾派他参加制裁汪精卫的行动。

余乐醒制订了以毒药进行制裁的计划，但因无法保证将有毒食物送入汪宅并让汪精卫一人食用，最终取消了这一计划，改为武力制裁，结果误杀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行动宣告失败。

他曾任浙江警校特训班副主任、南京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教务主任，两度与文强共事。此次被调到上海，他们又聚到了一起。

事不宜迟，第二天清晨，余乐醒、文强一行就到了中国劳动协会，在这里找到协会常务理事朱学范。

朱学范这个人很不简单，被国民党称为“唯一的工运人才”，1905年出生于上海金山一个小职员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正在敬业高等小学上学、15岁的朱学范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讲和抵制日货运动。

1920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后，进入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学习。

17岁时，由于其父朱寿山的失业，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年幼的朱学范不得不辍学，到德国人开的啤酒行做运送工，仅仅干了一年多，就累得吐血，反而被外国老板解雇。待身体稍好一些，他就到一家经营美国货、代客装置管道工程的亚洲机器公司当了一名记账员。

苦难的生活，让朱学范从小就深深感受到上海工人的困苦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

1924年，刚刚19岁的他，参加了上海邮局的招工考试，并被顺利录取。

当时的中国海关、邮政都是外国人把持，里面的职员收入颇高，所以考进海关叫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叫捧了铁饭碗，只要工作没什么失误，一般不会失业。

虽说邮局待遇好，但很不平等，上海邮局邮务长希乐思月薪是关平银1100两，算上房租津贴折合银元2025元。朱学范刚进邮局每月28元，邮务长比普通职员收入高出70多倍。

青年时代的朱学范，深刻感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趾高气扬、横行无忌，亲身体会到半殖民地民众的苦痛，他脑海里埋下了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憎恨。

1925年，上海工人顾正红被日资纱厂大班打死，引发上海工人的罢工，史称五卅运动。

当时朱学范作为邮局职员，参加了罢工，迫使北洋政府承认了邮务工会的存在，并承诺改善工资。从此，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参加工会的各项活动，并成为骨干。

北伐革命中，上海举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他是上海邮局工人纠察队小队长。

朱学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面对白色恐怖，朱学范不甘屈服，他努力探索中国劳工运动的道路。为了保存工会，维护工人的利益，取 得合法地位，他加入国民党。次年，经人介绍拜杜月笙为先生，成为杜的门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上海800多个团体、20多万人举行了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朱学范担任大会总指挥。

大会组织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 朱学范代表上海邮务工会，担任调查科科长，负责检查各商店抵制日货的情况。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以上海邮工童子军训练部长的名义，召集以童子军为骨干的上海邮工抗日义勇军紧急全 体会议，号召大家国难当头，奔赴前线，为国效力，宣布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募集捐款、粮食和药品，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

另外，他还组织了共有50多人的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救护队冒着被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频繁深入火线抢救伤员。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并创办了大公通讯社，专门釆访罢工消息、工会活动，每天发布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稿，使工人运动得到社会的支援。这一举措，逐渐改变了上海各报刊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不重视工人 运动报道的状况。

1933年，朱学范同赵树声、易礼容在上海工人、店员中开始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勇进队”，朱学范担任队长，另还创办了《勇进》半月刊杂志，以进行抗日宣传。

“勇进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时进行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支持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这一年，他仿照杜月笙，在工人当里收徒取生。

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学范在组织劳工群众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还与协会内部代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工贼进行不屈的斗争，不断探求中国劳工运动的正确道路。

1936年，朱学范成立毅社，并使其成为上海帮会在工会里的最大社团，人数有1000人以上。

在中国劳动协会，时年32岁的朱学范十分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浦东口音的青年作向导，并简单介绍了自川沙县经南汇、奉贤两县至金山卫的大致情况。

同时，还告诉他们，他已经作好安排，沿途将有更熟悉情况的向导带路和介绍情况。

接下来，文强他们的勘测组进行了四天四夜的紧张工作。白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海边盐滩地上，在烈日下勘测绘制草图，夜间进行总结并绘制精确的详图，常常忙到深夜两三点还不能入睡。

余乐醒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余乐醒要求“今日事今日毕”，文强也呼吁“分秒必争”。

虽然睡眠不够，但是大家都精神振奋，不知疲倦。劳动协会派来的向导们也不辞辛苦，不畏敌机轰炸扫射的威胁，给勘测组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随后，他们勘测绘制的所有图表均由文强负责审核，全部工作完成后也由文强起草了报告，经大家讨论后修改定稿。

在勘测中，他们发现，川沙县尖端白龙港外，停泊着敌舰多艘，炮火猛烈，有试探登陆的迹象，且港口有硬滩地带，容易被敌军偷渡登陆。

而在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线，常有可疑敌谍活动，散布谣言，夜间还能看见显然是汉奸发射的信号弹。

金山卫地域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系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他们认为，此处应加派重兵守护。

在勘测途中，他们还物色了两位熟悉沿海情况的爱国青年协助工作，这两人，一个是中学校长林钧，一个是林钧的学生陈默。

当时，文强等人都不知道，林钧早已是中共党员，在1925年5月的“五卅”运动时期就已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当时，林钧作为学联领袖，协同上海总工会、商会等各群众团体，排除种种障碍，从6月1日起，联合举行罢市、罢工、罢课。

6月11日，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上，林钧担任大会主席，李立三、李鸣钟任副主席，声讨英帝罪行，提出“惩凶”、“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等十七项交涉条件。

大会还发表了宣言并组织了示威游行。林钧、李立三等五人被推选为工商学界代表，向英殖民当局交涉。

林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6年10月11日，作为上海学联代表林钧和上海总工会代表汪寿华同国民党上海特派员钮永建会晤，双方就国共联合举行暴动等问题开始商谈。

10月23日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时机失误，准备工作不充分等原因，失败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被捕，壮烈牺牲。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孙传芳在江西打了败仗，准备从上海退却。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则准备进驻上海。

中共上海区委利用上海人民反对直鲁联军南下这一时机，一面积极开展上海自治运动，指示林钧、王剑三等人成立奉贤、南汇、川沙三县联合会；一面恢复了“五卅”运动时期被封闭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12月3日，工商学联合会改为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准备在条件成熟时由市民公会召开市民大会，组织市民政府。

6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林钧担任市民公会党团书记，为扩大影响，吸收资产阶级组织的“三省联会”加入市民公会，由林钧、沈钧儒、王晓籁任市民公会总务委员。

不过，1927年2月22日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仍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再度失败，这时，北伐军已进至杭州。为了响应北伐进军，中共上海区委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起义，在工人中组成一支5000人的武装纠察队。

3月12日，林钧根据区委指示，以市民公会名义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预先选出侯绍裘、林钩等31人组成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

21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全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暴动。经过30小时的血战，次日晚6时，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起义终于成功。

在第三次起义中，林钧在南市区参加指挥。南市区有军阀的政权机关上海县署、淞沪箸察厅、戒严司令部和最大的军工基地江南制造局、武器库等。这里的起义工人在起义后四小时内就解除了全区军警的武装。

起义胜利的当天，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举行第二次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出席大会的有1000多团体的4000多名代表，林钧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他按预定计划向大会提出立即成立临时市民政府的建议，在与会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有广泛代表性的“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林钧是市民政府十九名委员之一，并当选为秘书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陈群发布的《通缉令》中点名捉拿的“反动共产分子”，头一个就是林钧。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林钧作为上海13名代表之一前往参加。

会后，林钧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工作，任秘书。此时，苏、浙、皖、沪的进步人士纷纷来鄂，武汉政府成立了联合办事处，林钩是负责人，接待各方人士。

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林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南昌起义，并任政务委员。

在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遭到敌人围攻，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历经艰难，转道香港，由海上返沪。只不过，他当时与走过同样路线的文强未曾相识。

回到上海后，林均接受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在奉贤曙光中学秘密成立了奉南川联合支部，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农民革命运动。

1928年九、十月间，中共淞浦特委成立，杭果人为书记，陈云为组织部长，林钧为宣传部长，组织和领导了九县的农民、盐民、渔民的抗租、抗税斗争。

1930年1月，林钧和周大根、宋益三等向沿海盐民宣传回来，途径周浦镇时遭国民党保安队截捕，先送押南汇县署，几经转辗关押，最后解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判刑八年。在狱中，他我党支部负责人之一。

1934年4月，林均由曾在上海大学当过他的老师邵力子保释出狱，但却因当地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了组织关系。

1936年，“上大”同学会总会在上海创办华华中学，林钧被聘任为首任校长。林钧一面从事教育事业，一面在工人、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我党在上海设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林钩与组织接上关系。在“八办”领导下，机智勇敢地搞情报、策反和军事组织工作。

在与文强等人接触后，林钧按照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带着陈默等一批学生和工人参加了浦东国民党抗日游击部队。

文强他们在奉贤县勘测时，得知县看守所里关押着一个因绑票案被判死刑的上海汽车司机丁锡山，尚未执行。

随后又了解到，此人是奉贤县邬家桥人，文化不高，但年纪很轻就闯荡江湖，与当地一些劫财绑票的匪盗有联系，且有一定号召力。

于是，他们便提议并获得批准，由上海帮会头领杜月笙出面，将丁锡山保释出狱，晓以民族大义，让他戴罪立功，将那些匪盗收编，参加抗日杀敌，招兵买马，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反响，此后，许多地方匪盗及太湖湖盗纷纷接受收编，加入了抗日行列。

文强当时不可能想到，这个丁锡山，两年后将会同他有一场生死较量，使他差点成了“孤岛”冤魂、抗日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