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陶渊明，很多人会联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它传达的是一种淡然，一种闲适，一种隐逸情怀，但这应该是陶渊明弃官之后的状态。或许如他诗里所说，年少之时，他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满怀的豪情壮志，想着凌空高飞，超越四海。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是大将军，被评论为“英明神武如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他的祖父也做过不大不小的官。他的父亲似早就在家闲居，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虽然到渊明这一代，已经败落成破落贵族，但高傲和高贵的精神似乎还在。

陶渊明还嗜酒如命，在出任彭泽县令时，他依法享有三顷公田，竟想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可惜还没到播种的时节，因为受不了督邮的窝囊气，他弃官而去。他不是刘备或张飞，所以没有上演鞭打督邮的好戏，只留下一句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而在《归去来兮辞》里，他说了求官的原因和辞官的理由。在小序中他便说了，“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田薄岁歉，人口又多，入不敷出，迫于饥寒，才出外求官。然为何辞官？“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正如他《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他的天性；“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不想违背本心；“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又刚好他的妹妹去世，给了他辞官的借口。不如归去，而归去实有三层含意。一是从彭泽返回自己的家乡，二是从世俗官场返回自己所热爱的大自然，三是从“心以为行役”的状态返回自己所希望的身心自由状态。

辞官之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是如此地欢快迫切，归心似箭。到家之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到家门便狂奔而入，庭院中的小径已经荒废，但松树和菊花还在，难得的是有酒盈樽，可以让他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静看那山中的白云和飞鸟。

显然，田园生活是艰苦的，而且陶渊明耕种水平也一般，“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笔下的田园又是充满诗意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清晨的鸡鸣狗吠声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农村最寻常的景象，在他眼里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田园风光让他陶醉。这也恰恰证明他是真隐士，他的隐居不是为了抬高身价，在混乱时代做过几年小官，尝够了当时士大夫的虚伪和官场的恶浊，宁愿回到乡间，与天真淳朴的农夫“把酒话桑麻”。“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是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其实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他或许甘于淡泊，却不甘于寂寞，他逃避政治，逃避黑暗的官场，却从不逃避与人交往。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清晨，一位好心的农夫拿着一壶酒，敲开了他的家门，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穷困的地方，不是您应该来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为何不能随波逐流呢？”他却淡淡地回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陶渊明的主意，就是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尽管那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生活困苦，虽然也偶得朋友的资助，还是有挨饿甚至乞食的时候，当他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家中实已无酒可喝了，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嗜酒如命，与当局不合作，这让我们也同时想到阮籍。但阮籍逃避政治的方式是故作狂态，陶渊明则显得淡泊平常。阮籍的穷途而哭，是在痛苦地诉说着一种无出路之人生境遇，陶渊明的“守拙归园田”则多少还保留着几分诙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诉穷说苦，却不失诙谐风趣。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也有着豁达的人生态度。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情至性，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豁达者虽超世而不忘怀于淑世，他对于人世，悲悯多于愤嫉。豁达者的诙谐可以称为‘悲剧的诙谐’，出发点是情感而听者受感动也以情感”。归隐后的陶渊明，确是于悲剧中见诙谐者。

也正因为有陶渊明，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才可能有一片宁静祥和的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