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昭陵六骏”，这是唐太宗昭陵祭坛两侧的六块骏马浮雕石刻，生前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其中两骏已流失，现藏于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此外，还有十四位首领的石像陪伴唐太宗，包括突厥可汗、吐蕃赞普等，这些石像是唐高宗李治为彰显太宗的丰功伟绩而设，体现了唐代统治者自视为普世君王的观念。

身穿马具的飒露紫，其左为丘行恭，摄于1920 年。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䯄现藏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博物馆，剩余四骏藏于西汉碑林博物馆。

2、唐太宗墓前的石像与秦汉时期的无名石人不同，这些石像有名有姓，成为了一种新的创制，并被后来的盛唐帝王所继承。例如，唐高宗的乾陵和唐睿宗的桥陵都有类似的藩酋君主石像，这些石像似乎与波斯帝国都城波斯波利斯的属国朝贡者队列相呼应。

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强大的唐朝，在唐高祖李渊起兵争夺天下时，也曾是突厥汗国的附庸之一，需要向突厥称臣，这一点可能令人感到意外。

4、突厥人部落最初起源于中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最初附属于柔然汗国，该国人擅长铸造铁器。6世纪中期，突厥人联合其他部落形成联盟，取代柔然汗国成为新的草原霸主。随后，这个联盟向西击败了白匈奴，向东征服了契丹，向北吞并了柯尔克孜人的先民结骨，势力扩展至塞外诸国。

552-630年 突厥汗国疆域图

5、突厥的西部分支与拜占庭联合对抗波斯，在欧亚草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突厥的疆域东至辽河以东的滨海地区，西至里海，南至鄂尔多斯沙漠，北至贝加尔湖，形成了一个横跨万里的庞大帝国。

6、在南北朝时期（420—589），华夏地区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方由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演变为北齐和北周，两者互相敌对。南方则由梁朝和陈朝统治，与北方形成对峙。北方的北齐和北周在互相敌对的同时，都担心突厥的南侵，因为当时的北朝无法单独抵抗突厥。因此，他们都试图通过向突厥可汗示好来争取支持，而突厥可汗则利用“和亲”策略操控北朝统治者。

7、例如，突厥的第三位统治者木杆可汗与北周之间的和亲事件，充满了波折和意外。最初，木杆可汗答应将女儿嫁给西魏的宇文泰，但因宇文泰去世而中止。随后，可汗又计划将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泰的儿子宇文邕，但在北齐的丰厚聘礼诱惑下，可汗一度想悔婚。经过北周使者的反复劝说，可汗最终同意婚事。然而，在北周派出盛大使团前往迎接时，可汗再次反悔。幸运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和雷电，摧毁了可汗的大帐，使他认为这是因为他的食言导致天谴，最终将女儿送往北周都城。

8、572年，北周建德元年，木杆可汗去世，其弟佗钵可汗继位。突厥汗国自木杆可汗以来国力强盛，常欺凌北朝政权。北周与突厥和亲后，每年赠送大量丝绸、锦缎，并在长安优待突厥人。北齐也因惧怕突厥与北周联合，大量贡献礼物讨好。佗钵可汗因此自豪地称北周、北齐的统治者为“南方的两个儿子”，显示出其军事实力膨胀后的骄横。

550 年左右的朝代示意图。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崩溃后，高欢和宇文泰分别扶持傀儡黄帝，一东一西，因此称作东魏、西魏，后来西边的宇文氏独立，成为北周；东边的高氏独立，成为北齐，其北方则是突厥。

9、佗钵可汗的夸耀宣称的这种父子关系，反映了游牧政权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在突厥的政治制度中，“子”的概念不仅指血缘上的儿子，还包括亲属关系的子侄辈。例如，8世纪上半叶的毗伽可汗碑文中提到的“诸子”，不仅指血缘上的儿子，也指臣服的统治者及其国家。碑文中的“敌国”与“诸子”相对应，进一步表明“诸子”也泛指那些被视为“儿子”的臣服统治者及其国家。

毗伽可汗碑突厥文一侧，其中称唐朝为Tabgach（桃花石）

10、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将君主比拟为“天”，认为君主是由上天所生。突厥人在面对周边政权臣服时，将这些政权的统治者纳入自己的观念系统中，最直接的方式是建立“父子”关系。由于突厥可汗被视为“天”，臣服的国家不能与之同级，以避免“二天”并存。同时，突厥人重视血缘关系，用血缘的亲疏来反映等级高低，因此将“上下”关系表现为“父子”关系是自然的。

11、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与农耕民族不同，他们基于抽象的地理知识理解世界，将世界概念与部落概念视为一体。草原社会的等级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统治者的部落、有姻亲关系的部落和从属的部落，除此之外的人都被视为敌人。

12、当游牧民族与外部政权接触时，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将对方视为统治者之下的“子”，要么将其视为敌国。这种“非友即敌”的观念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等游牧民族领袖的征服过程中及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中得到了体现。

13、6世纪末，突厥可汗家族内部分裂，导致突厥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北周的杨坚成功篡位，建立隋朝，形势逆转，突厥可汗甚至一度寻求隋朝的庇护。然而，隋朝在不到四十年内因内忧外患而瓦解。

14、隋末天下大乱时，突厥再度崛起，中原北部的割据势力如刘武周、梁师都、李子和等纷纷向突厥称臣。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也选择向突厥称臣，并采纳谋士裴寂的建议，尊隋朝天子杨广为太上皇，立其孙杨侑为帝，同时变更旗帜以向突厥表示忠诚。

15、李渊变更旗帜，把象征隋朝的红旗改成具有突厥色彩的红白两色旗，就是在隋使用的红旗之下，接上一截同样长度的白布，红白相间，以此向突厥表示忠诚。除了改弦易帜外，李渊还从突厥可汗那里接受了封号。

摩纳哥国旗。突厥用白色，史书记载，“宜兼以绛，杂半续之”。

16、虽然具体的封号名称没有在文献中流传下来，但从刘武周被授予“定杨天子”、梁师都被授予“解事天子”的称号来看，李渊的封号大约也是某某天子之类。

17、这种现象在汉地传统中显得颇为诡异，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天无二日”，即得到天命的只能有一人。然而，突厥可汗似乎并不遵循这一传统，他们自己没有使用天子的称号，却将天子称号滥发给臣服者。

18、从突厥可汗对“天”和“子”的观念来看，“天子”在他们眼中并非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是次于可汗并从属于可汗的儿子辈。以梁师都为例，他的突厥语称号“大度毗伽可汗”与汉文称号“解事天子”相对应，表明他们被视为在可汗统治下的小可汗。

19、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下，由弱转强，而突厥则因内乱和天灾由强转弱。李世民利用东突厥内部矛盾，在贞观年间击败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使其臣服。李世民预言五十年内不再有突厥之患，并获草原诸部奉为“天可汗”。

20、这里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变，也就是唐朝不再像之前的朝代总是把使用异语殊文的周边族群视为“蛮夷”，而是视为“子民”。也许，这就是唐朝能够文化繁荣和实现民族交流的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