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汽车兵的我参加对越反击战,执行任务时遇见一重庆女兵

与经历说武器 2024-11-10 13:42:59

文:建国编辑:与经历无关

【引言】1979年春天,我在部队当了一年多的汽车兵,原本平静的军旅生活因一次运输任务而改变。在那个百里秦川的驿站,我遇见了那个来自重庆的女兵,从此我的人生轨迹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我叫杨建国,1959年出生在四川南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爹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娘在生产队干农活。我从小就对机械特别感兴趣,常常趴在爹修理拖拉机的工作台边,看他摆弄那些零件,一待就是大半天。

记得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刚满18岁。那时我在生产队里跟爹学开拖拉机,整天一身黑油,但我一点儿也不嫌脏。生产队的叔伯们都说我手巧,学东西快。每到农忙时节,我就开着拖拉机在田间地头来回奔波,帮着社员们运输粮食和农具。那时候,能开上拖拉机可是新时代的象征,村里的姑娘经过时都会偷偷看我几眼。

我们村在山脚下,住的是土砖房,门前一条泥巴路通向公社。记得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晚上就点煤油灯。全村就大队支书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每到晚上,大家都爱往他家院子里凑,听新闻联播,了解外面的世界。

1977年秋天,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军。记得填报志愿那天,我特意跟爹商量。爹蹲在田埂上,叼着旱烟,说:"你要是能去当兵,可比我强多了。"我知道,爹这是在为我骄傲。

体检那天,我穿着唯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自行车去了公社。排队的人很多,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后生。轮到我时,医生说我身体结实,视力也好,完全符合条件。那一刻,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1978年初春,我接到了通知书。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娘给我缝了一个新背包,装了几件旧衣服和一些腊肉。爹懒得说话,就在院子里抽旱烟。邻居王婶还特意蒸了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给我送行。

坐上去成都的长途车,我透过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村庄,心里既激动又忐忑。车上放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那歌声伴着发动机的轰鸣,载着我驶向新的人生。

到了部队,我被分到汽车连。第一次看到那些整齐排列的解放牌军车时,我激动得睡不着觉。连里的老班长张士官长是个老司机,开了十多年车,技术特别好。他知道我会开拖拉机,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教我一些开车的技巧。

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很辛苦,但我比其他人适应得快。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是整理内务,然后是体能训练。最让我期待的是驾驶技术课,虽然刚开始只能在场地上练习倒车和跟趴,但我每天都进步很快。

那时候,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必有咸菜,荤腥不多。但比起家里,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记得第一次发工资,每个月6块钱,我都舍不得花,准备寄回家给爹娘。

在部队的第一个冬天,我考取了军用车驾驶证。张士官长说我是他带过的兵里面学得最快的。很快,我就能独立执行一些简单的运输任务。每次开着大解放出任务,我都特别自豪,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

我的战友王铁军是陕西人,比我大一岁,性格特别开朗。他常说:"建国啊,你小子有出息,以后准能当上技术骨干。"每次执行任务,我们都是一对搭档,配合得特别默契。休息时,我们就躺在车斗里聊天,说说家乡的事,聊聊对未来的憧憬。

1979年春节后,我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去川渝交界处运送一批军需物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整个连队就忙活起来了。寒风刺骨,我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打着手电筒检查车况。张士官长特意过来帮我检查轮胎和机油,叮嘱道:"路上要小心,山路不好走。"

我和王铁军开着两辆解放卡车出发了。沿着盘山公路往东走,道路越来越崎岖。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车载收音机里放着《军港之夜》,那悠扬的旋律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回荡在山谷中。

到了中午,我们在一个山间驿站休息。这是一个简陋的休息点,就一间砖房和几张木桌。正当我们准备吃干粮时,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很快,两辆军车停在了驿站前。让我意外的是,从副驾驶上跳下来一个女兵,穿着橄榄绿的军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同志,请问这是到达州的路吗?"她走过来问道。声音清脆,还带着浓浓的重庆口音。

"是的,我们也往那个方向去。"我站起来回答,注意到她胸前的通信兵徽章。

她自我介绍叫李晓梅,是重庆通信部队的,这次也是执行运输任务。我们聊了起来,得知她1960年出生,家是重庆的工人家庭,去年入伍。说话间,她露出甜美的笑容,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吃过午饭,我们决定一起赶路,这样也好有个照应。山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还结了薄冰。我走在前面,时不时通过后视镜看看后面的车队。李晓梅坐在她们的车上,不时用对讲机和我们联络,确认路况。

下午三点左右,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山路更难走了,我们的车速不得不降下来。就在这时,前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我赶紧停车查看,原来是前面山体有小规模滑坡,路面上堆了不少泥土和石块。

"这可怎么办?"王铁军担心地说。

李晓梅拿着对讲机下了车,走到路边查看情况。她说:"不能硬闯,太危险了。要不我们一起想办法清理路面?"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起动手清理障碍。雨越下越大,但没人退缩。李晓梅干活特别麻利,扛着铁锹的样子一点都不输给男兵。我们配合默契,一起搬开石块,铲除泥土。

干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清理出一条通道。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军装都湿透了。李晓梅的脸上、头发上沾满了泥水,但她还是笑着说:"咱们军人就是要互帮互助。"

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军人应有的坚韧和担当。虽然认识不久,但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让我们之间产生了特别的情谊。

任务完成后,我们各自回到驻地。但李晓梅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主动写信给她,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从此,我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每次收到她的信,那淡淡的墨香都让我心情愉悦。

信里,她说起重庆的火锅,说起嘉陵江边的江景,说起她在部队的训练生活。她的字写得很秀气,偶尔会在信纸角落画几朵小花。我也给她讲我们连队的趣事,说起老班长教我的驾驶技巧,说起我在老家的那些往事。

1979年夏天,我接到调令,要去成都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车驾驶技术培训。临行前,我特意给李晓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在回信中说:"建国,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驾驶员。"

在成都的日子并不轻松,每天要学习很多专业知识,还要实地操作训练。但想到李晓梅的鼓励,我就充满了动力。晚上回到宿舍,我会在煤油灯下给她写信,说说白天的见闻,说说对未来的期望。

培训结束后,我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回到连队。这时,我收到了李晓梅的来信,说她要调往重庆的后勤部门。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在她终于能回到家乡,坏在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会更少。

1980年初,我获得了探亲假的机会。我鼓起勇气,在信中约李晓梅见面。她同意了,我们约定在重庆的解放碑见面。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约定地点,生怕错过她。

记得那天阳光正好,街上人来人往。远远地,我就看到她穿着军装,站在邮政大楼前张望。我们都很激动,但又显得有些拘谨。她带我去吃了重庆最有名的毛血旺,我被辣得直冒汗,逗得她直笑。

那次见面后,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我向她表明了心意,她红着脸答应了。但现实很快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她父母希望她能找一个重庆本地的对象,而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能回老家发展。

1981年春节,我请了假回老家。站在熟悉的土砖房前,看着爹娘花白的头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我鼓起勇气,把和李晓梅的事告诉了他们。出乎意料的是,爹没有反对,只是说:"要是人家姑娘愿意,咱家一定好好待她。"

我把爹娘的态度写信告诉了李晓梅。她也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他们最终也被女儿的坚持打动了。1982年冬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上,李晓梅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漂亮极了。

我们的新房是部队分的一间平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温馨。李晓梅把她从重庆带来的花布做成了窗帘,还在窗台上种了几盆矮牵牛。每天早上,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映得整个房间温暖明亮。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晓梅都退休了,儿女也都成家立业。有时候,我们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回忆起那年在山间驿站的相遇,都觉得特别神奇。

去年,我们专门去那个驿站看了看。那里已经修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服务区,但山还是那座山,天还是那片天。晓梅挽着我的手,笑着说:"建国,咱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是啊,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变迁,经历了时代的进步。从当年的土砖房到现在的电梯房,从自行车到小汽车,从收音机到智能手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和晓梅之间的感情,却始终如那年山间的溪水一样清澈纯净。

现在,我常常跟年轻人说起我的故事。每当说到在那个山间驿站遇见晓梅的情景,他们都说我们很浪漫。其实我知道,真正的浪漫不在于相遇的偶然,而在于相守的必然。

人生就像那条山路,有上坡也有下坡,有晴天也有雨天。重要的是,有一个人愿意和你一起走,不离不弃。我很庆幸,在我二十岁那年的春天,在那个山间驿站,遇见了我的晓梅。

回首往事,我常常感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意却格外真诚。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但我和晓梅始终保持着当年的那份简单和踏实。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财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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