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蝴蝶振翅，悄然间引发了陈永贵人生轨迹的巨变，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陈永贵偶遇了年仅16岁的梁便良，只见这少年一边在地里挥汗如雨，一边默默垂泪。心生怜悯的陈永贵上前询问缘由，梁便良便倾诉了自己渴望加入好汉组却因年幼体弱、难以承担重活而遭拒的心酸。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永贵的心弦，让他意识到村中老弱病残所面临的困境与无助，他们仿佛被遗忘在角落，缺乏引领者，难以摆脱贫困的枷锁。
于是，陈永贵以一种近乎于誓言的坚定，对梁便良说：“你跟我来，只要听话，我们一起闯出一片天。”在与贾进才深入交流后，陈永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退出好汉组，另行组建一个名为“老少组”的互助团体。这个特殊的组合，专门吸纳那些被遗忘的老弱病残，开启了一段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奋斗之旅。梁便良，以及贾承玉、贾承联、赵小和等一群孩子，就这样紧紧跟随在陈永贵的身后，成为了他日后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老少组内，九户人家，四位年逾半百的老者，六位稚气未脱的孩子，加上陈永贵这个唯一的壮劳力，构成了一个看似弱不禁风实则坚不可摧的团队。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不计较个人得失，只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外人看来，陈永贵或许吃了不少亏，但他收获的，是村民们的尊敬与爱戴，是团队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正如贾承玉所言：“那时的大寨，好汉组与老少组并存，而我们老少组，老的有经验，小的是希望，只要听党话，路就不会走偏。”
1963年，对于大寨而言，是载入史册的一年，七次天灾接踵而至，尤其是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雨，几乎将大寨淹没在泥泞与绝望之中。村中遍地泥泞，房屋倒塌，窑洞损毁，粮食被淤，田地一片狼藉，数十条堤坝化为乌有，近两百亩土地颗粒无收，四百多亩田地里的幼苗在泥泞中挣扎。面对这灭顶之灾，陈永贵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
正从县里开会归来的他，心急如焚，甚至不顾自己不会游泳，毅然跳入汹涌的松溪河，这一幕，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他急切地询问灾情，得知人畜安全后，竟以幽默化解沉重：“那我给大家贺喜了！”
他不仅提出了“三不要”——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更提出了“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豪迈口号。在绝望中，他组织村民自救，一根根扶起幼苗，用绳子将它们绑在一起，戏称为“组织起来”。他亲自规划住房，带领大家拉石头、砌房基，重建家园。
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陈永贵又绘制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的宏伟蓝图。结果，他们仅用两年时间就恢复了土地，三年后，所有社员都住进了新房。陈永贵以他的智慧与勇气，顶住了灾害的肆虐，拒绝了外界的援助，最终赢得了世人的敬佩与赞誉。
1963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 红旗不倒》的发表，让大寨精神响彻全国。山西省委号召全省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自力更生的高尚风格。
大寨，这个名字一旦响起，便如同磁铁一般，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目光与脚步。周总理，这位国家的领袖，竟也三次亲临大寨，他的身影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最后一次访问时，他已是73岁高龄，然而面对那4公里长的考察路线，他毅然选择步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寨精神的真谛。他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坚定，仿佛在对大寨人说：“来到这里，就要与大寨同呼吸、共命运。”这份坚持与毅力，深深打动了大寨人的心，成为他们记忆中永恒的光辉篇章。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各地纷纷上马了大型水电站项目，其中四川龚咀、甘肃碧口、长江葛洲坝、贵州乌江渡、湖南凤滩、广西大化等水电站名声远扬。这些水电站多数在20世纪50年代开工，70年代前后完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同时，小水电站建设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每年投产的小水电站装机容量达到30至40万千瓦。
据统计，1970年中国乡村办水电站已达29202个，发电能力70.9万千瓦；而到了1976年，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74125个，发电能力达到161万千瓦。这些水电站的建设，不仅提高了农田的灌溉率和土壤的蓄水防涝能力，为改良土壤环境、防治盐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寨的扫盲工作同样值得称道。自1945年昔阳解放开始，扫盲便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运动。村民们以学习毛泽东语录为主，“老三篇”成为重点内容，“三爱”也成为基本要求。大寨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扫盲情景：“每天劳动回来累得要死，还得学习，有时候就睡着了。学习还要进行比赛，如果谁落后了还要写检查。”外出参军、上学是改变命运的难得机会，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根正苗红、又红又专的社员被赋予了外出学习的机会，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如赵素恒被派往清华大学学习，贾实籽去了太原工学院（现在的太原理工大学），赵变花去了山西医学院（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贾素堂去了天津大学，贾素平去了山西大学。扫盲与深造的过程，也是接受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它让庄稼人识字、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国家政策。
陈永贵在退休时对郭凤莲说：我的时代结束了，可大寨这面旗帜不能倒！党组织并没有忘记郭凤莲这位曾经的巾帼英雄。1982年7月，党组织任命她为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并背着行李来到了晋中果树研究所。在那里，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得到了研究所上下的好评。1987年4月，她又被任命为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同样干得十分出色。然而，她心中始终怀揣着对大寨的深情与眷恋。1993年1月，经过昔阳县委的研究，46岁的郭凤莲再次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此时的大寨，虽然经济实力还算雄厚，但因受旧的管理方式的束缚，缺乏发展的活力。郭凤莲决心进行大胆改革，对产业进行了大调整，分工更细化了，又新建立起了不少现代化企业。在她的领导下，大寨的经济实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大寨人的生活也有了新的提高。现在的大寨，已经走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列，又为全国农村树立起了新的榜样。面对新的成绩，郭凤莲头脑十分清醒，她牢记邓公关于农村要实现“两个飞跃”的话语，觉得大寨人任重道远。
经过人生起伏的郭凤莲，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又走出了新的闪光足迹。她先后担任了昔阳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副主席等职，并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2009年1月，她荣获“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荣誉称号。
郭凤莲在回忆中说道：“1991年11月15日，我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重新回到大寨，担任第六任村党支部书记。组织找我谈话时，我心情很复杂。尽管对养育我的大寨有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感情，但毕竟离开11年了，都45岁的人了，回去能干好吗？作为一名大寨人，作为一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党员，面对党的信任与人民的希望时，又觉得自己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下来。可回村后一看，情况比我听说和想象的还糟糕。
她坚定地表示：“当时我就想，60年代大寨从自然灾害中恢复以后，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搞了现代化、机械化、电气化，科学种田，逐步走向先进。一切都是自己搞起来的。我一定要把它恢复，一定要把最完美、完整的大寨保存好，还要发展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