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陈永贵凭借自身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吸引了毛主席的注意。当毛主席首次听闻陈永贵这个名字时，他特意用毛笔郑重地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大字，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陈永贵认可的体现。陈永贵出身于贫寒之家，他的命运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他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坚定不移地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全心全意跟随共产党的步伐。
在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期间，他始终如一地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工作。凭借出众的政治智慧、卓越的组织才能、丰富的工作策略以及严格的自我要求，陈永贵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能带领村民取得显著的成绩。
当中央号召农村建立合作社时，陈永贵积极响应，于1952年带领大寨的部分农民率先成立了合作社，并且当年就迎来了大丰收。那些最早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们，首次尝到了通过集体力量战胜恶劣自然条件、实现丰收的甜头。在那个单独农户难以应对自然灾害的年代，走集体化道路成为了农民们唯一正确的抉择。
因此，到1952年底，整个大寨的所有农户都加入了初级社。到了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当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时，大寨也顺势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力量愈发强大。作为高级社的大寨，凭借集体化后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农民们高涨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的改良，连续多年取得丰收，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还有余粮上交国家。
1953年，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它是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元年。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我国城镇人口迅速攀升，1953年达到了7826万，比上一年增加了663万。城镇人口的激增导致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民自身的粮食消费量也在不断增长。再加上农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等其他因素，缺粮的农民数量激增至1亿。这使得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变得愈发尖锐。
在这时，当大寨推出新的劳动分配办法后，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并未立即给予明确的肯定。他们认为这一办法在某些地方可以进行尝试，但不宜大范围推广。时任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农工部部长的消寒，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晋中地委对大寨新办法的态度。
他提到，1964年3月5日，晋中地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榆次召开。会前，消寒专程前往招待所探望代表们，并询问陈永贵准备作何发言。陈永贵表示打算讲讲劳动管理方面的内容。消寒则建议陈永贵还是着重讲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陈永贵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在会上还是详细介绍了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对于大寨所实行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办法，“全场轰动，反应各异”。晋中地委的领导在会上指出，大寨的劳动分配办法是在大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产物，可以在先进的生产队进行试验，但不宜普遍推广。
在“十年”的动荡时期，陈永贵担任县领导后，在昔阳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造地运动。他坚信“要干就要大干、快干，就要想新的、干大的”。这是陈永贵一贯的主导思想。在全县干部会议上，他提出了“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行动口号，并亲自组织对全县的山水资源进行了统一规划。1968年七八月间，他亲自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全县境内的主要河流和山川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地考察，最终将县办首期会战工程定在了界都河。
这场大规模的打坝造地工程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从动工到完工，仅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1000多名民工依靠车拉肩扛的原始方式，顺河筑起了3000多米的拦河大坝，新造耕地2000余亩，使原本乱石遍布的河滩变成了能够机耕、能够灌溉的肥沃良田。这在当时全国仍处于混乱时期，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在陈永贵全力推进大寨和昔阳县修地、造地、增加耕地的同时，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时刻提醒各个生产队要节约耕地，盖房修路绝不能随意占用耕地。根据我在大寨的实地观察，他们修建了大量的房屋和窑洞，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占用一分一毫的耕地。村里的街道是由深沟填平而成的，一排排窑洞是挖进座座土山的，就连大寨接待站、旅行社、新华书店、供销社、汽车站、大礼堂等高楼和平房，都是利用荒山、废沟开挖出来的“建筑用地”。
陈永贵在1979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后，转而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一机部长”，却鲜有人知。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陈永贵从中央回到大寨，参观的人逐渐少了，但他仍然闲不住，于是又恢复了当年一天三出勤的习惯，从早到晚都忙碌在狼窝掌人造小平原的工地上。
他亲自指挥着一部推土机，整日“突突突”地推土不停，一会儿在机前引路，一会儿在机后跟随，东指指，西画画。每当一块平整、能够机耕、能够灌溉的土地出现在眼前时，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总会绽放出甜甜的笑容。因为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心目中，“大块田”比头上的“乌纱帽”还要珍贵！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成为了时代的主题。陈永贵曾问万里：真要分田单干？毛主席把农民聚拢在一起，不容易啊。
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经历了一段曲折而富有成效的演变历程，从最初的“不联产”逐步迈向“联产”，再由“包产到组”精细化至“包产到户”，最终定格在“包干到户”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模式上。这一系列变革，不仅见证了农业政策的智慧与勇气，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包产到组”作为责任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巧妙地将产量与责任紧密相连，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田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景象。然而，这一模式并未止步于初步的成功，它内在的平均主义分配难题很快浮现，促使改革进一步深化至“包产到户”。
这一转变，将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由集体劳动群体缩小至单个农户，从根本上破解了平均主义的桎梏，让每一滴汗水都能精准地浇灌在自家的田地里，每一份努力都能直接转化为家庭餐桌上的丰盛。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如同孪生兄弟，几乎在同一时期应运而生，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包干到户”不仅保留了“包产到户”的精髓，更进一步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的完全自主权和生产成果的绝对支配权，这是对平均主义的一次彻底告别，也是农民权益的一次历史性跃升。正因如此，“包干到户”赢得了农民最热烈的欢迎，成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形式，为中国农村改革书写了辉煌篇章。
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率先举起了改革的大旗，以“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双包到组”、“定产到组”等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生产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被空前激发，农业产量随之大幅提升，这标志着对人民公社经营制度的初步突破和超越。特别是1979年，以“包产到组、联产计酬”为主的责任制形式广泛推行，其“三包一奖”或“五定一奖”的具体做法，既保留了生产队的统一管理和规划，又通过作业组的细分，实现了生产任务的精准承包和奖惩分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这一时期，一句“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传遍大江南北，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改革领袖万里的拥戴与期待。邓小平同志也曾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万里在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以非凡的胆识和决断，推出了“省委六条”，并相继实施了“借地度荒”、“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拉开了辉煌的第一幕。万里晚年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段历程，足见其在重重压力下，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推动改革所展现出的非凡勇气与坚韧不拔。
周曰礼先生回忆起万里同志的往事，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原本万里被安排前往湖北协助另一位老同志工作，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他的命运轨迹转向了安徽。
万里到任后，迅速着手清理与“四人帮”相关的遗留问题，同时敏锐地意识到，安徽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是深重的经济困境。周曰礼向万里汇报了农村的悲惨现状：近90%的生产队无法维持基本温饱，其中10%更是挣扎在饥饿线上，农民消极怠工，生产积极性几乎丧失殆尽。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万里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业，要求周曰礼迅速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并亲自深入农村一线，了解真实情况。
在一次基层调研中，万里亲眼目睹了农民的极端贫困，甚至有的家庭连裤子都穿不上，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意识到，改革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行动，以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1978年，省委“六条”的出台，犹如春雨般滋润了干渴的安徽大地，给农民带来了希望。然而，天公并不作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突然袭来，考验着安徽农民的坚韧与改革者的决心。旱灾导致全省大面积农田受灾，数百万人畜饮水困难，土地干裂，生计艰难。面对灾难，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临危不乱，将群众安危放在首位，组织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抗旱斗争，展现了党和政府与人民同舟共济的坚定信念。
在这场与自然的搏斗中，万里等领导同志深入灾区，调研灾情，制定应急政策。其中，“借地度荒”的举措，即允许农民耕种集体无法照料的土地，谁种谁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自救的积极性。肥西县山南公社更是大胆尝试“包产到户”，这一做法迅速传遍全省，尽管面临巨大争议，但它为缓解饥荒、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四川广汉县，另一场静悄悄的改革也在进行。广汉县虽地处富饶的川西平原，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同样饱受饥饿之苦。1977年，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深入农村调研后，萌生了“包产到组”的想法。面对重重阻力，广汉县委选择了金鱼公社作为试点，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改革措施。结果，金鱼公社在没有改变品种和种植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全面增产，粮食总产量和亩产均大幅提升。这一成功经验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迅速在全省推广，为四川农村改革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