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林海雪原》

1946年，曲波以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的身份，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茫茫林海雪原，与国民党残余匪徒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艰苦奋战，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段传奇般的亲身经历，不仅为曲波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林海雪原》这部小说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素材。

1952年，曲波转业至地方，开始着手将自己那段在林海雪原中剿匪的峥嵘岁月进行艺术加工。历经四年的呕心沥血，他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40万字的鸿篇巨制——《林海雪原荡匪记》，后更名为《林海雪原》。

小说中，少剑波对姐姐的深情被反复渲染，他始终未能摆脱那份稚气未脱的“弟弟”形象。在回顾少剑波的成长历程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抱、搂、拉、吻等肢体语言，这些爱的动作成为支撑少剑波成长的重要力量。姐姐遇害后，少剑波深陷于痛苦与思念之中，无法自拔，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姐姐惨死情景的感伤怀念中。在姐姐和首长的无微不至关爱下，少剑波始终保持着一种孩子般的纯真与依赖。这种无法摆脱的书生气质，使得少剑波与小分队中那些粗犷豪放的战士截然不同，也使他不同于传统政治小说中那些成熟坚强的“共产党人”形象，却更贴近民间理想中的英雄模样。

小说完稿后，曲波满怀期待地将稿件投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然而，这份手稿不仅稿纸粗糙、字迹难以辨认，而且在语言结构上存在诸多问题，文学性不强，严格来说只是一堆素材而已。幸运的是，曲波遇到了龙世辉这样一位慧眼识珠的好编辑。龙世辉没有被手稿的表象所迷惑，而是从那些并不规范工整的字里行间嗅出了浓郁的传奇气息，判断出这是一部描写革命战争英雄人物的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经过编辑们三个多月夜以继日的精心修改，《林海雪原》终于基本定型。而后，又经过副主编秦兆阳的最终润色和杂志的试刊，《林海雪原》最终于195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林海雪原》真实性争议

曲波在接受姚丹采访时提及，蝴蝶迷的原型是他所消灭的武装大地主张德震的妻子，然而张妻的身世与蝴蝶迷并无相似之处。那么，曲波为何放着座山雕、谢文东、马希山以及涂龙、花蝴蝶等众多真实人物不写，却偏偏要在两个几乎虚无的人物身上大费周章呢？这显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成规”有关：土匪作为反面人物，理应有一段邪恶的“前史”。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一开篇便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描绘了这对男女匪首的邪恶“前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土匪印象。而当后来九彪、“座山雕”、谢文东、马希山等抗日“豪杰”以“土匪”面目登场时，小说却对他们的“前史”只字不提。这与其说是追求简洁，不如说是刻意制造互文效果，使读者“自然”地将开篇的邪恶史投射到这些“豪杰”身上。如此便形成了“历史假借”：真实的“座山雕”、谢文东等被迫从虚构的许大马棒、“蝴蝶迷”那里“借”来一份“前史”。而这种“被历史”的处境，直接导致这些“豪杰之士”本有的民族情怀和纵横江湖的气概被抹杀。“登临意”“英雄泪”的被“抹擦”，使这些乱世豪杰彻底与“否定的美质”失之交臂。他们被抽离了所有悲剧内涵，其“英雄末路”的仓皇与荒凉则被“颠倒”为喜剧式的挣扎。

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几位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匪首，均以“去历史化”的方式登场。例如，在座山雕出场时，小说先描绘了他那鹰一般的外貌，随后仅用寥寥两句“国民党委了他的旅长要职”，便巧妙地揭示了他集土匪与国民党反动派于一身的反动本质。粗心的读者几乎会不自觉地“忽略”他那漫长的抗日经历以及他在土匪中极高的威信。同样，谢文东的毁家纾难、马希山的国恨家仇、九彪的连年血战，都被“自然”地淡化甚至遗忘。然而，这种“去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对于某些追求历史真实的读者来说，恐怕难以完全接受。

在50年代，小说的批评者主要是那些对军队生活（尤其是东北剿匪生活）并不熟悉的圈外人。作为“剿匪战斗”的亲历者，曲波在身份上具有优越性，他坚持小说中的一切描写都源自真实，批评者也就无从对质。

然而，到了80年代，曲波面对的是自己的战友，他们同样是“历史事实”的见证者。当战友指出小说中的“伪”时，曲波便很难再坚持己见。关于“历史真实”的质疑始于1961年，抗日联军时期就在东北的解放军干部冯仲云指出：“《林海雪原》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并且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在军事上也是传奇性、武侠式，不真实的。”

冯仲云还具体指出了《林海雪原》作为一部给人“真人真事”印象的小说，其中掠人之美的地方——“歼灭以谢文东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土匪这个历史事实”，“主要是三五九旅配合牡丹江军区和合江军区的广大军民”所为，而“不是像《林海雪原》所描写的”那样，是少剑波领导小分队完成的；同时，他还指出了小说在具体描写上的出入，“书中写的地理形势完全不符合当地情况”，小说“对地理和地形的描写夸张到脱离了现实，这是不应该的”。

冯仲云的观点曾经在《北京日报》上引发了长达数月的讨论，讨论最后以李希凡的文章《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告一段落。李希凡在文章中为曲波作了辩护，并以《林海雪原》的“艺术的真实”区别于冯仲云可能“也曾经历过、了解到的”“历史生活的真实”，指出“艺术真实”“以虚构作为它的灵魂”。对照曲波1987年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即小说的“概括、提炼”等说法，都得自李希凡当年的总结文章。

或许曲波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才得到了“启蒙”，真正理解了文学之为虚构。在此之前，他的文学观念与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虚实掺半。据曲波自述，少年时代他把“讲史”的小说、说书都信以为真，“对书中之英雄人物，我个个信以为真，并不懂什么典型塑造，因而万分崇拜、敬仰他们的精神，到了与天地星斗同辉的境地”。在50年代曲波的小说刚刚发表的时候，他的身份转换还没有完成，从读者的角度来想象，总以为小说越“真”越有吸引力，因此他极力强调其“真”；而到了80年代，他则不愿意被“不相干”的人掠美，利用小说的“真实性”来对号入座。这是从曲波个人的角度来作出的合理解释。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1958年的春天，上海的天空湛蓝如洗，春意盎然。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的舞台上，连台本戏《七侠五义》正精彩上演，台下，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几位演员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戏毕，他们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着能不能将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那扣人心弦的故事搬上京剧舞台。几天后，他们一同观看了在上海公演的话剧版《林海雪原》，那紧张激烈的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让他们更加坚信这个改编的可行性。于是，他们决定选取书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杨子荣独闯威虎山，智擒匪首座山雕，将其改编为京剧，并满怀激情地分头撰写了各自的场次。

这一创新之举得到了京剧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鼓励。领导们在审阅了初稿后，眼前一亮，欣然将其命名为《智取威虎山》。该剧以我军侦察排长杨子荣这一孤胆英雄为核心，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他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同时，剧中还成功塑造了指导员少剑波的睿智冷静、战士孙达得的忠诚勇猛等一系列英雄形象，使得整部剧作人物丰满、情节跌宕。

《智取威虎山》不仅开创了京剧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先河，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京剧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1958年8月，当它在南京中华剧场首次亮相时，便引起了轰动。观众们纷纷赞叹：“这个戏贴近我们的生活，看后让人耳目一新，通俗易懂，真是太好了！”从此，《智取威虎山》便成为了上海京剧一团的经典剧目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在音乐方面，《智取威虎山》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成功塑造了人类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尤其是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那高大、光辉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了这一中心任务，剧组在音乐艺术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与创新。他们打破了剥削阶级旧文艺中的金科玉律，让崭新的、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音乐艺术得以蓬勃发展。这场伟大的变革，不仅为我们树立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光辉范例，更为京剧艺术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塑造杨子荣的音乐形象时，《智取威虎山》剧组紧紧抓住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环——深刻地揭示这个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他们通过唱腔的设计、安排，集中地、生动地展现了杨子荣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充分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然而，将京剧这一古代社会的文化产物用于表现现代生活，并非易事。尽管自民初以来，就有人尝试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但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力提倡现代戏的编演，但成效仍不显著。关键在于两方面因素的把握：一是人物须向角色转换，将人物作为故事的叙述核心来设置；二是对程式化的深刻把握与灵活运用。《智取威虎山》从现代戏发展至样板戏的过程中，人物逐渐剥离了个人情感意志甚至性别，走向了阶级身份，彻底转向了角色。这一转向，正符合了京戏角色的程式化设置要求，为塑造英雄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智取威虎山》剧组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美学原则指引下，对传统京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革命”。他们在新程式的创造上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音乐（唱腔、伴奏）、舞蹈等的革新；二是舞美设计（服装、布景、灯光等）的创新。传统京戏作为歌舞剧，唱腔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程式。但在《智取威虎山》中，剧组深知旧有的唱腔、唱法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英雄人物的精神气质。因此，他们必须对旧有的唱腔、唱法进行改造与创新，以塑造出更加符合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新唱腔、新唱法。这一系列的革新与创造，不仅使得《智取威虎山》成为了京剧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更为后世京剧艺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电视剧《林海雪原》

电视剧《林海雪原》则致力于讲述一个“烧饭伙夫”如何蜕变为“侦察英雄”的传奇故事，这一设定巧妙地呼应了1950年代关于英雄人物“从落后到转变”的社会讨论。那么，对于杨子荣身上特有的“匪气”，电视剧又是如何呈现的呢？从编导的创意来看，他们似乎有意借鉴样板戏之前的京剧演出本，为杨子荣的“匪气”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在电视剧中，杨子荣不仅保留了以往作品中关于“匪气”的细节，还巧妙地安排了“蝴蝶迷”这一角色登上威虎山，从而大大丰富了杨子荣与“蝴蝶迷”之间的对手戏，延续了原京剧演出本中杨子荣与“玫瑰花”之间打情骂俏的故事线。与单纯哼唱黄色小调相比，这种改动无疑增强了“匪气”的表现力。

然而，对于这一设计，就连周七月也觉得有些用力过猛，他甚至认为如果由康洪雷来执导《林海雪原》，那么“类似杨子荣和蝴蝶迷调情，以及其他一些偏匪气和偏粉色的故事就不会产生了”。但仔细分析，这种“匪气”在电视剧中既显得有些肤浅，又未能在演员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如某些评论者所言，王洛勇的表演中缺乏“生活的智慧，泥土的智慧”，身上“书卷气过浓”，“文人气质过重”，眼神中更多的是“人道似的”“悲泣似的那种感觉”，这无疑削弱了杨子荣的“匪气”；另一方面，电视剧整体追求凡俗化、人性化、日常生活化的风格，这种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杨子荣的“匪气”。

可以想象，当杨子荣以炊事员的身份出现时，他自然无法展现出“匪气”，而更多地是“烟火气”；当他面对槐花（自己曾经的未婚妻，如今却成了别人的妻子）时，他也不可能流露出“匪气”，而只能是“英雄气短”；当老北风将他卷入敌我关系、情敌关系和战友关系的复杂漩涡时，他更是难以展现出“匪气”，只能是无可奈何，毫无脾气。经过这样一番“规训”之后，杨子荣的“匪气”几乎被消磨殆尽。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上了威虎山之后，又如何能够“匪气”冲天呢？由于英雄形象已被祛魅，杨子荣的正气显得不足；又因为这种双重消解，杨子荣的“匪气”也变得若有若无。而这种局面，很可能就是电视剧最终塑造出来的杨子荣形象。

电影3D《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3D》这部影片，其名便已透露出其独特的魅力所在——那是一场经典样板戏故事与现代顶尖特效的华丽“混搭盛宴”。从核心构成上来看，《智取威虎山3D》巧妙地融合了两大基石：一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经典主旋律电影，它如同一坛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二是震撼人心的战争3D视觉大片，它以现代科技的力量，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这样的混搭，无疑是一场跨越年龄层的盛宴，既能触动60后、70后乃至80后心中那份对红色经典的深情回忆，又能以炫目的特效吸引那些对《林海雪原》故事稍显陌生的80末、90后新生代，实现真正的“老少咸宜”。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选角上的匠心独运，林更新、陈晓、佟丽娅等一众当红明星的加盟，犹如一股清新之风，瞬间拓宽了电影的受众边界。这些年轻演员的人气与演技并重，为影片注入了无限活力，也成为了电影在市场营销中迅速破冰、打开局面的关键一招。

影片监制黄建新先生曾深入调研，数据显示，有超过三亿七千万人次曾观看过《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人对那段历史的共鸣与记忆。这意味着，仅凭故事本身，就足以吸引那些怀揣共同回忆的观众走进影院。而从电影市场的“迭代效应”来看，对于那些对原作故事较为陌生的年轻一代，《智取威虎山3D》凭借其创新的特效动作设计，同样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将他们引领进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世界。

经典的红色故事，绝非仅仅是对过去的回望，也不仅仅属于某一代人的专利。它们所蕴含的主旋律精神，通过电影的普世价值与新时代的视听语言，完全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赢得下一代人的认同与喜爱。如此，那些富有意义的传统观念得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传承，成为我们文化血脉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智取威虎山3D》，正是这样一部连接过去与未来，让经典焕发新生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