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山村，名叫大寨

在巍峨的太行山脉中，山峦起伏，岭谷交错，宛如一幅壮丽的画卷。在这片万山丛中，有一座雄峻的山峰，名曰虎头山。虎头山脚下，隐匿着一个古朴的山村，它便是闻名遐迩的大寨村。55年前，《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闻，便是以这如诗如画的景致作为开头，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了这个山西省昔阳县的小山村。那篇报道之后，大寨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只为一睹那神奇的“海绵田”，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勇精神。

时光荏苒，如今虎头山已建成风景秀丽的森林公园，大寨村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大寨村距离昔阳县城仅有5公里之遥，每年的庙会都是村里老百姓翘首以盼的大节日。然而，1963年的庙会前夕，天空却阴沉沉的，似乎即将降下大雨，让村民们心中充满了失望。他们担心，这雨一来，去县城赶庙会的计划就要泡汤了。然而，失望很快被盼望所取代。大寨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一场透雨对于村民们来说，意味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

可谁也没想到，从2号到8号，暴雨如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80多岁的宋立英老人坐在自家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门口，回忆起那段历史，仍心有余悸。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给大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却也在日后的半个世纪中，为大寨赢得了无尽的荣耀与辉煌，当然，也伴随着无数的艰辛与泪水。

其实，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洪灾之前，大寨就已经是山西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一个典型的农业模范。

其中，最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三战狼掌窝”的故事了。狼掌窝是大寨最大的一条沟，地势险峻，水土流失严重。1955年、1956年，大寨人两次对狼掌窝进行治理，都因洪水冲击而功亏一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1958年，大寨人提出了打弓形坝的创新方案，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心施工，终于成功地控制了水土流失，使狼掌窝变成了一片肥沃的良田。

在耕作技术上，大寨人也总结出了许多科学种田的方法。他们实行合理密植，深种深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保水能力。同时，他们还创新地实行了一茬变两茬的种植模式，即小麦和玉米套种，使得亩产量远远超过了平原地区的良田。据《大寨村志》记载，1960年大寨的人均收入突破了百元大关，劳动日分值也达到了1元，成为了昔阳县首屈一指的富裕大队。

然而，好景不长。1963年8月，一场特大洪灾席卷了大寨，冲毁了大寨人十年辛苦改造的良田。在这个时候，宋立英的记忆里充满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她记得，丈夫贾进才带人上山采石料，10天里就砸碎了两把大锤，1米多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1尺左右。他的手上每天都震裂出血口，晚上回家让她用针线将厚茧的裂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再用布条扎紧。第二天一早，他又照常进山去了。

面对国家的物资救济，大寨人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尊和自强。陈永贵，这位大寨的领头人，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三不少”是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就这样，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凭借着自强不息的精神，重新站了起来，用双手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在集体化时代，大寨的总人口、粮食总产量、售粮数以及人均口粮均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首先，让我们回顾1953年，这一年大寨试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粮食亩产达到了125公斤，人均口粮为194公斤，售粮量达到了11.5吨，占到了总产量的22.1%。此后，大寨的年售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持续攀升，1957年以后均超过了30%。到了1958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5.6%。即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60年，以及遭受严重水灾的1963年和严重旱灾的1972年，大寨的售粮比例也分别达到了57.7%、57.1%和39.2%，展现出了大寨人坚韧不拔、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

再来看粮食亩产的变化，1957年大寨的粮食亩产仅为174.5公斤，但到了1958年，就迅速提升到了271.5公斤。而到了1974年，更是创下了518.5公斤的高产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大寨在1958年就提前9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要求的粮食目标，亩产达到了“跨黄河”的水平。而到了1974年，更是实现了“过长江”的壮举。相比之下，昔阳县“达纲要”的时间为1969年，“跨黄河”则为1970年，直至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昔阳县的粮食亩产仍然在“跨黄河”的水平上徘徊。大寨的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产出上，更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政治价值。

来大寨参观的人都渴望能见一见陈永贵，但往往难以如愿。因为陈永贵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他深知不能因为外界的学习参观而打乱大寨的生产秩序。1975年至1980年，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尽管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一块白毛巾、一件对襟衫、一双农家鞋，成了他标志性的装扮。即使在中南海，这种朴素的装束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1977年冬天之前，报刊的版面上满是关于“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报道与评论。然而，到了1977年底，这类报道的数量明显减少，到了1978年初，更是难得一见。

对于媒体宣传的这一变化，陈永贵持有不同看法。他主要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当时农村报道中揭露问题的内容过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消极的东西太多了”。二是他认为关于落实政策的报道“存在不少问题”。他质疑道，难道搞农业不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而是指望老太婆养鸡、小商贩倒腾买卖、到处开放集市吗？那么多人整天赶集上市，难道不会影响生产？还有心思去学大寨吗？搞分田单干，这不是走回头路吗？他坚决大寨不走这条路，而万里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此时，陈永贵已经坚信，所谓落实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对“大寨经验”的全面否定，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反对，就这样，“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然站到了农村改革的对立面。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功过进行了总结，并清除了农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文件明确指出：“在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但在其他地区推广时，就不一定是或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这份文件将大寨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大寨很快从人声鼎沸变得“门庭冷落车马稀”，大寨村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2006年，时任大寨森林公园经理的贾新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大寨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老百姓的思想观念难以转变，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大寨的宣传存在不公正之处。

宋立英回忆说，大寨在10年间换了四任党支部书记，但情况始终没有好转。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到大寨时，对宋立英表示，如果想让大寨振兴起来，还是要让郭凤莲回来。

从1990年开始，宋立英和贾新文等人多次向昔阳县委提出请求，希望郭凤莲能回来主持大寨的工作。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终于重返大寨。

解放思想成为郭凤莲回到大寨后面临的首要任务。1992年初春，她组织大寨每户派一人前往河北省高迁村学习，共去了130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此后，郭凤莲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前往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地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而如今却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

大寨羊毛衫厂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首家企业，随后又相继建立了大寨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以及核桃露厂等。在这些年里，这些企业的发展有起有落，但总体来说，大寨的集体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寨陆续将480亩不便于机械耕种及土壤土质较差的土地退耕还林。如今，大寨可耕种的土地人均不到1亩，主要种植玉米、杂粮和豆类。

曾经为大寨带来无限荣光和荣耀的农业，如今在大寨的经济总收入中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仅占0.3%。工业所占比重超过40%，每年到大寨旅游的人数近30万人，为大寨村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近40%。

郭沫若在临终前对家人深情地说道：“人活着，粮食是万万离不开的。大寨人民艰苦奋斗了几十年，终于解决了吃饭的大问题，创造了中国农业历史上的奇迹。因此，我决定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对于后来的人来说，或许很难深刻理解那个13岁女孩“价值”75公斤玉米的时代，人们对粮食所怀有的深厚情感，也容易忘记他们为了自己和后人能吃饱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当时，被大寨精神所感动的不仅仅只有郭沫若。巴金在《大寨行》中记录了他1964年到大寨的所见所感。他提到自己两次见到宋立英，虽然没有交谈，但他知道“这位面貌清秀、身材瘦小的中年妇女，是大寨的第一位女英雄”。巴金写道：“每次治山治沟，她总是带领着妇女们走在前头。”他还深情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的，但我带走了你们那颗通红的心，这颗像火一样燃烧的心将照亮我的眼睛，也照亮我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