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是举世公认的两位共产 主义革命者之间完美的终身结合。他们不仅思想相同， 作风也相同。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世人所敬仰的一对模范夫妻。然而，由于周恩来一贯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导致他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让邓颖超感到“委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甚至曾将邓颖超的一级工资压制下来。

邓颖超，这位非凡的女性，1924年在天津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参加了艰难险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她不仅在中共内担任要职，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还荣任国民政府的参政员，为国家的和谐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考虑到邓颖超的杰出贡献和崇高威望，在评定工资级别时，她完全有理由被定为行政3级或4级。然而，邓颖超却与周恩来保持着一致的风格，严于律己、谦逊谨慎。她深知，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应率先垂范，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因此她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工资定为行政5级。

当何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进门就将中央审定邓颖超为行政5级工资的批复文件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时，周恩来望着邓颖超，关切地劝说道：“小超啊，你最近身体欠佳，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5级的工资，我觉得你拿6级就足够了。”邓颖超从周恩来的眼神中似乎明白了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好吧，那我就做个‘夫唱妇随’的榜样，按照你的意思办。我们给中央写个报告，申请将我的工资降为行政6级吧。”说完，邓颖超立刻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认真地起草了一份要求将自己工资由行政5级降为6级的报告，并交给何谦转报中央。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周恩来总理凭借着他杰出的领导力和深邃的政治睿智，精心构筑着革命队伍的团结纽带。对于起义将领、投诚人士以及各路英才，他总是能够量才录用，使每个人都能在适合的岗位上施展才华，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然而，在众多的人事调配中，有一件事却让不少人感到困惑，那就是邓颖超同志并未被安排担任相应的官职。这一安排让许多人心中产生了疑问，包括那些被周恩来热情挽留的国民党人士。“和平将军”张治中便是其中最为坦率的一位。

有一天，张治中特意找到周恩来，脸上带着几分严肃又几分戏谑地说：“周公啊，大家都夸你这周总理真是个‘周’（周到）总理，什么事情都考虑得面面俱到。但我看呐，你也有疏忽的时候。那就是无论如何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个部长职位，这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嘛。”

周恩来听后，面带微笑地回答道：“文白先生，这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您就不必过多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其实，关于邓颖超的职位问题，不仅张治中关心，党内也有人持有同样的看法。江鲜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她性格直爽，有一天直接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说：“总理啊，我们共产党人一直倡导男女平等。所以，你怎么也得给小超大姐安排个部长职位才对啊！这样既能体现我们的平等理念，也能让小超大姐更好地施展她的才干。”

周恩来听后，神色依然平静，他缓缓地说：“鲜云啊，你的话有道理。我了解小超大姐的才华和能力，也理解大家的想法。但是，如果我安排她去接任某个部的部长，那么她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等，别人可能会误以为有我的意见在里面，这会让别人在处理事情时感到为难。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原则的，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要分开，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一旦我们把私人感情带入到工作中，就可能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公正性和纯洁性，这对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最后，他坚定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

从 周总理1949 年担任国家总理到 1976 年 1 月逝世，整整 26 年，邓 颖超一直停留在全国妇联副主席这个副部级位置上。但是，邓颖超丝毫没有怨言，邓颖超一直保持低调，不但不利用总理夫人的特殊地位大搞特殊化，相反还执意降低标准、做出很多物质和职务上的牺牲。

邓颖超曾深有感触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 这句话道出了周恩来“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的高洁人格，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清醒、自我约束、自我要求。

1976年底，华国锋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以庄重而坚定的语气说道：“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我们决定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一决定将在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4年春暖花开的4月。这一天，周恩来总理的弟弟周同宇一家，怀揣着对邓颖超的深深敬意和思念，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她。春日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了西花厅的院子里，给这个充满历史沉淀的地方增添了几分温暖和生机。

邓颖超见到周同宇一家，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她深情地回忆道：“我们党内开会，通常都是会上反映的意见，大家认为应该提我、选我。但其实，如果你伯伯（指周恩来）还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这职务的。”

1925年，邓颖超与周恩来结为伉俪，那时周恩来正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肩负着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重任。在黄埔军校，国民党著名将领张治中与周恩来并肩作战，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按照当时的惯例，张治中见了邓颖超，总是礼貌地称呼她为“周太太”。然而，邓颖超却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她几次对张治中认真地说：“我有自己的名字，叫我邓颖超嘛，或者叫我小超也行，就是不要叫我周太太!”妇女代表团团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独立身份，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她的才华和魄力，赢得了众人的尊敬。许多夫人，包括宋美龄在内，都尊称她为“邓先生”，这是对她能力和地位的认可。然而，也有人继续称呼她为“周夫人”或“周太太”，这让她感到很不习惯。

有一次，在曾家岩50号，电话铃声响起，有人询问：“请问，周太太在家吗?”邓颖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回答“没有”，随即啪的一下，将电话挂断了。放下电话后，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在找她。想起自己刚才的举动，她不由得笑了起来。

过草地的时候，邓颖超独自骑在马背上，紧紧尾随周恩来的担架队伍，一路艰难跋涉。那片草地茫茫无际，四处潜藏着危机，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某日，她为了追上周恩来一行，催马加速，不料坐骑突然受惊，猛地一颠簸，将她从马背上重重摔落，瞬间陷入了一片沼泽地中。她深知越挣扎会陷得越深，于是强忍恐惧，静静等待救援。过了好长时间，后面的队伍终于赶了上来，大家齐心协力，费了好大劲才将她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草地的天气变化莫测，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就乌云密布，紧接着大雨如注。邓颖超被雨水淋得透湿，嘴唇冻得发紫，浑身直打哆嗦。当晚，她就发起了高烧，还腹泻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只能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抬着穿越那片茫茫草地。

进入草地第三天的过河时，邓颖超仍然病着。河面宽达一丈多，水深有三尺，部队都停在河边，她躺的担架也自然停在了队伍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前来探望，她喘着气，向围在身边的军官们询问河水的深浅。军官们一致安慰她说：“不要紧，没问题的。”她仍心系战士，关切地说：“同志们，大家要手牵着手过河，别让衣服沾湿了，这是过草地最后的难关了。”战士们听了她的话，无不感动，都鼓起了渡河的勇气，下定决心要克服眼前的困难。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刚开始着手编纂《周恩来选集》的时候，邓颖超就对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研究人员提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要求。她严肃地指出：“在挑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时，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出自恩来同志之手，才能予以采用。绝不能仅凭分析或猜测就草率下结论。在未经证实之前，宁可舍弃，也不要轻易选入。”

邓颖超还着重强调了编辑工作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她提醒研究人员：“希望你们编纂文集时能改变工作作风，不要搞临时突击，不要为了赶在节日前完成而匆忙了事。出版文集这件事，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不必非得采取突击的方式来完成。”她进一步阐述道，“编辑工作要脚踏实地、细致入微，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谈及领导人物思想的发展历程时，邓颖超以觉悟社为例进行了阐述。她指出，当时有人认为觉悟社是革命组织，但邓颖超并未苟同这一观点。后来，在文稿中将觉悟社定性为进步团体，她才表示赞同。她提到，在觉悟社时期，就连周恩来同志的信仰也尚未最终确立，是到了欧洲后才逐渐明确和坚定的。这说明领导人物的思想也是有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编纂文集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