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这是中国共产党多代人持续奋斗的成果。不为人知的是，在中共的历程中，叶剑英是率先探索澳门和平回归途径的领导人，为澳门和平回归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联代表米高扬的交谈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当时的形势。他坦言，新中国诞生在即，但仍有半数领土待解放。谈及大陆领土，毛泽东流露出乐观态度，认为只需派遣军队，问题便能迎刃而解。然而，论及海岛领土，他的口吻转为谨慎。他指出，海岛局势远比大陆错综复杂，需采取更灵活的手段应对，甚至可能需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这无疑将耗时更久。

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急于处理香港、澳门问题并非上策。相反，他提议，或许可借助这两地独有的特殊地位，尤其是香港，来拓展中国的外交关系，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他强调，对于港澳事宜，应审时度势，再做定夺。

经过周密思考，中央最终采纳了“对港澳暂不行动，保持现状”的策略。这一决策彰显了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灵活应变。因此，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攻克广州后，并未趁热打铁，一举收复港澳。而是将港澳相关事务，交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处理，以确保在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港澳的独特地位，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内地赴澳门，必经拱北口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牌坊式建筑，名为关闸。关闸左右两侧，均筑有兵营，每边都部署了四五名哨兵：一边是华界，另一边则是澳门，两边一直相安无事。

1952年7月25日18时10分，澳门政府派驻前线的黑人士兵，从关闸口移动到离中方哨兵仅一米处站岗，并将设在双方哨位间的“界桩”向前移动。中国边防军哨兵赵学登，遵照中央军委“既不主动挑事，也不示弱，有理有节”的指示，用手势示意该黑人葡兵将“界桩”移回原位。但这名葡兵非但不听从警告，反而叫来九名同伴，气势汹汹地将界桩再次推到中方警戒线内，该黑人葡兵甚至越过警戒线一米多。赵学登再次用手势提出警告，葡兵却不予理睬。中方哨兵当即严正制止，没想到三名葡兵竟用枪刺伤了中方哨兵的左臂和右中指，关闸内的葡兵还跑回营房取出机枪。

解放军边防战士也不甘示弱，朝澳门方向扔出一枚手榴弹，以示警戒。葡方士兵随即向中国境内开枪，冲突就此爆发，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到晚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地区发射了数十发炮弹，炮火波及拱北居民区。中国军队迅速予以还击。葡国黑人士兵还将附近的路灯射灭。关闸附近的街道居民纷纷逃散，回家躲避。中葡双方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关闸紧闭，双方人员停止交往，这就是“关闸事件”。边防局势骤然紧张，关闸关闭后，内地粮食、水源及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中断，澳门瞬间成为一座孤岛。

中共澳门工作组组长柯平已紧急赶往广州。叶剑英随即在广东珠岛宾馆会见了他，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中央汇报，随后向柯平等人阐明了中央的政策，坚定地说：“你放心，要相信我们的力量，相信我们的政策，只要我 们工作做到了，事态不会扩大。”

会议中，大家群情激奋，有人提议直接调派一个师的兵力前去，形成兵临城下的态势，以此向澳门政府施压；也有人主张全面封锁边境，切断粮食、副食品等物资供应，对澳门当局进行经济制裁。

见会场上一时沉寂，在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后，叶剑英缓缓说道：同志们要记住，澳门居民大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因此，我们处理关闸事件，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这一番话，很有说服力，会场上的紧张气氛随即缓解下来。最后，叶剑英给出了结论性的意见：“我看，这事件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最终，会议决定派遣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前往拱北，与澳门方面进行磋商和谈判。同时，中方提出了三条谈判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相关损失。

中方代表黄施民明确指出，昨天的冲突是由葡方士兵的挑衅行为所引发的。澳葡当局必须向中国政府认错，并作出正式道歉。在关闸的谈判桌上，由于澳方与中方的立场差距过大，会谈未能深入进行。

当日午后，何贤与马万祺匆匆返回澳门，向罗保详细转达了中方的立场和诉求。何贤直截了当地对罗保说：“你我之间是老朋友，用不着兜圈子！我们多跑几趟没问题，但你们若不改变态度，跑再多趟也是徒劳。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更何况你们葡国人！”

何贤、马万祺“不辞辛劳，频繁穿梭于关闸双方之间，有时甚至一天内三进三出”。何贤、马万祺还向罗保提出要求，希望亲自与澳督会面。澳督听了半天没有表态，最后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给你们答复。”次日清晨，罗保打来电话，告知澳督已经同意了中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经过长达15轮艰苦卓绝的谈判，8月23日，澳门当局终于向中国方面正式递交了道歉书。在这份道歉书中，澳门葡政府不仅坦诚地承认了自身在“关闸事件”中的错误，还郑重承诺，今后将严格约束自身行为，不再有任何进入中立区进行挑衅的举动。这一表态，彰显了葡方对中方立场的尊重，以及对维护两地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

同时，道歉书中还明确提到，葡方将对中国人民因此次事件所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予以赔偿，赔偿金额高达人民币443720300元（按旧币计算），这一数字体现了葡方对事件严重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方受损权益的切实补偿。

除此之外，葡方还采取了实质性的撤军行动，将葡兵哨位后撤至关闸圆拱下，明确表示今后任何葡方武装力量都不得出关闸门外。这一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局势，也为未来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从关闸口至7月25日发生冲突事件的葡方原岗位之间，将不再设防，并且葡方还主动撤销了此前设置的木马等防御设施。这一系列举措，充分展示了葡方在“关闸事件”后的诚意与改变，至此，“关闸事件”最终以我方的胜利而圆满告终。

1952年7月的关闸(拱北)军事冲突(“关闸事件”)，是建国后我国面临的第一次中外军事冲突。在捍卫我国主权的军事斗争中，我边防部队(公安十师)遵照中央“不挑衅，也不示弱”的原则，在“不开第一枪”的前提下，及时对挑衅敌军予以了坚决打击。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捍卫主权原则的首次实践。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在一重要时刻，详细阐述了关于台湾领土回归、达成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这九条方针全面系统地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战略考量，既彰显了党对台湾民众的深厚情感与关怀，也凸显了国家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事实上，这九条方针已初步勾勒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独创性构想的轮廓，为后续的对台工作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重大意义，多次对该构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细化。他们紧密结合实际，对“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路径、可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使得这一构想更加具体、系统，为后来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一国两制”构想尽管最初是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在实践中却率先应用于香港、澳门的回归进程。通过这一构想的成功实践，香港、澳门顺利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并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发展局面。这一实践成果不仅验证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可行性，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1979年，正值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叶剑英同志在广州认真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详细汇报。他仔细聆听了汇报内容，对广东省委的远见卓识和大胆尝试表示了高度赞赏，并表示将大力支持这一创新举措。叶剑英同志深知，经济特区的创办对于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便为经济特区的合法存在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1980年4月，叶剑英同志亲赴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进行视察。他深入一线，仔细调查研究，听取了两市市委的详细汇报，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视察过程中，他看到了特区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展现出的蓬勃朝气和昂扬斗志，深感欣慰。他勉励大家：“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经济特区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同年8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为经济特区的合法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3月，已届84岁高龄的叶剑英同志不辞辛劳，亲赴珠海市和中山县进行视察。他鼓励两地的同志们要紧密围绕中央的指示精神，大胆推进改革，勇于创新实践。在珠海市，他特别强调要敢于并善于利用外资，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3月26日，叶剑英同志专门前往珠海市进行深入视察。在珠海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他仔细考察了特区的市容市貌以及拱北海关的运作情况。看到珠海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取得的显著成效，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叶剑英同志感到非常满意。他再次对珠海特区勇于实践改革开放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勉励特区人民继续努力，把珠海建设得更加美好。

叶剑英同志的此次视察，对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来说，无疑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得到的极大支持和鼓舞。经济特区，尤其是蛇口工业区，深刻铭记叶帅的嘱托，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权，通过实行招标建设、订立明确的奖罚合同、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们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建设，仅仅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在一片荒滩上完成了整个工业区企业的布局和建设，开始了一系列工厂企业的投产运营。这种建设速度快、效率高的“蛇口方式”，不仅创造了经济建设的奇迹，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面鲜明旗帜，激励着全国人民为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1981年4月10日，广东省委负责人向叶剑英同志汇报了广东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取得的显著成绩。叶剑英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对包产到户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肯定地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叶剑英同志深知，农村改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产到户的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