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大寨再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年均接待游客量约达20万人次，中央领导也频频造访，不断激发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与讨论。
农业学大寨的兴起与落幕据1968年《续修昔阳县志》记载，其引用了乾隆年间《乐平县志》与《平定志》对昔阳当地风土人情的描述：“民风醇厚节俭，以耕田为生而文人稀少”，“乐平之地最为疾苦，风俗却颇为朴素……民众勤苦务本、崇尚节俭，日常饮食多以粥为主”。由此可见，昔阳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贫困，民风勤劳俭朴。大寨村位于昔阳县城仅5公里之处，土改前，它只是太行山下一个仅有60余户、180多人的平凡小村。合作化之前，大寨的800多亩土地零散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形上，当地地形被形容为“山高石多，出门即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遭灾情”。从生态区位来看，这里无疑是“穷”与“苦”的典型代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为大寨精神的孕育提供了土壤。
1963年，一场洪灾考验了大寨人的意志和力量。在灾难面前，大寨人发扬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精神，粮食总产量仅比上一年减少了4%，各项农业指标均与上年持平。这一出色表现赢得了各级领导的赞誉，也让大寨声名远扬。同年11月，山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陈永贵在会上作了精彩报告，分享了大寨人自力更生、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经验。随后，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山西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相关报道和社论。
早在抗战时期，陶鲁笳就曾担任昔阳、平定、和顺三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对昔阳的情况了如指掌。1964年春天，他陪同我前往大寨，与陈永贵亲切交谈。陈永贵表示，取得的成绩只是起点，谨慎行事是前提。同年3月，陶鲁笳在邯郸火车站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情况。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高度评价了大寨精神，指出：“大寨是一面红旗，你们要学习，没有大寨这种精神，农业过关是不可能的。”这为大寨成为全国典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集体化时代，大寨人之所以劳动积极性高涨，得益于村子人口少、易于互相监督、有村干部的监督以及运动的高压态势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政治运动的落幕，农业学大寨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20世纪80年代，外界开始分田到户，大寨人的劳动积极性大减。几百亩的土地上，人们进了地里却不愿劳动，队长也监管不过来，出现了既不想分地、又不想好好劳动的局面。大寨曾追求的“一大二公”极端公平理念，在实践中难以施行。自1963年被树立为全国典型后，大寨干部忙于各种事务，实际参加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补贴工会的费用却越来越多。大寨的评工制度依靠超经济的外力来维持集体劳动的“积极性”，这种外力包括政治态度、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在政治运动的大潮中，人们只能尽力去适应，无法自我选择。随着政治化运动的不断高涨，农业学大寨也走向了极端化。
1980年，大寨迎来了转折点。陈永贵去了北京，郭凤莲也离开了大寨，前往昔阳果树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同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昔阳县委组织部通知她即日起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当天算起。郭凤莲落泪后，毅然表示“服从调动”。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大寨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整体呈现出迷茫状态。大寨村第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村民赵华晓回忆说，当年大寨人出去都不敢说自己是大寨人。
贾海文回忆起那段时光，感慨万分。他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可以用粗粮换细粮，还能种自己的小菜园。但是，集体经济却非常薄弱，工业企业和集体福利几乎荡然无存。面对外界对大寨的种种说法和看法，贾海文感慨地表示：“其实是我们没有地方发声，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大寨当年的荣誉夺回来。”
郭凤莲接过“大寨”这面大旗在民众的热切期盼声中，1991年11月15日，年逾不惑的郭凤莲，45岁之际，再度被委以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她心中燃起了一股不屈不挠的斗志。在老模范、老党员及村干部的联席会议上，她满怀深情地呼吁：“亲爱的乡亲们，永贵大叔不在了，我还在，咱们再次弯下腰，齐心协力拼一场！”
重返大寨的郭凤莲，发现村民们依然蜗居在当年集体建造的“火车厢”式靠山窑洞中，而村民们的思想也普遍陷入了迷茫的泥潭。一见到她，村民们便纷纷倾倒苦水，泪水涟涟……这一幕让郭凤莲的心情异常沉重，她深知自己必须挺身而出，有所作为。
在村民集会上，郭凤莲沉痛地坦言：昔日是全国学大寨的辉煌，而今，大寨则需向全国取经。她毅然决定组织村民代表外出考察取经，于是租来豪华大巴，首站带领大家奔赴邻近的河北省获鹿县高前村观摩。高前村因发展多种经营，村民们大多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两层小楼，生活的富足程度让大寨人简直不敢相信这里仍是农村天地。郭凤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当时，我们囊中羞涩，无法远行至更繁华之地，只能选择近邻，让大寨人开阔眼界，瞧瞧其他地方的农民在干啥，其他农村是如何蒸蒸日上的。”
崭新的转折点1992年，大寨迎来了崭新的转折点，这一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应运而生。大寨人欲因地制宜，利用本土资源兴建水泥厂，却苦于资金匮乏，贷款无门。就在这关键时刻，山西省的领导伸出了援助之手，助力大寨招商引资。郭凤莲回忆起那段往事，对本刊记者感慨道：“香港的黄先生听闻大寨的创业传奇后，深受感动。在游览虎头山时，他便与我们签订了合资建厂的协议。那日，虎头山仿佛也在为我们作证，大寨的老模范们更是成为了我们合作的见证者。”
在铁道部的全力支持下，大寨又建起了一座煤炭发运站。谈及此事，郭凤莲满脸荣耀：“这座发运站年年为大寨带来稳定的经济收益，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郭凤莲并未就此满足，她深知大寨若要真正崛起，必须走多元化经营之路。于是，她率领大寨人一步一个脚印，相继创办了煤炭发运站、水泥厂、衬衫厂、羊毛衫厂、贸易公司等十余家企业。在此过程中，郭凤莲倾注了无数心血。她邀请专家来指导，潜心学习经营管理之道，甚至掌握了商业谈判的诀窍。有时，为了争取一个项目，她还得陪着笑脸求人帮忙。近二十载春秋，她历经风雨无数，也见证了彩虹的绚烂。
大寨企业至2009年，大寨注册成立了“大寨集团”，郭凤莲担任董事长一职，她的付出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大寨企业的产品，几乎全部冠以“大寨牌”。而且，大寨人还巧妙地实现了“品牌”的有效延伸。在三家合资企业中，仅凭“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让大寨人“坐享”了20％至25％的股份。如今的郭凤莲，已带领大寨完成了从昔日“政治名片”到今朝“经济名片”的华丽蜕变。
郭凤莲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经历了诸多波折。但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条无法回头的河流，河水表面看似平静，其实暗藏礁石无数。自己只能摸索着前行，才能走到今天。我深感人生的不易，但也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大寨精神谈及大寨精神，郭凤莲感慨万千。她说：“如今有些年轻人说看不到大寨精神了，这让我倍感痛心。如果没有大寨精神，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根本无法生存。只不过，现在的大寨精神与过去的形式不同了，但本质依旧。如果大寨不搞经济开发，就寸步难行。为什么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寨有十多年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党的政策是开放的，但大寨没有抓住机遇。1991年底我回来时，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找我谈心，他们说：‘凤莲啊，你回去一定要吃大苦，一定要继续弘扬大寨精神。’但我明白，我们不能把大寨精神定格为仍然趴在土坡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要与时俱进，让大寨精神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新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