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的十大将中，张云逸的经历颇具传奇性。他年龄较长，授衔时已年届63岁；待遇优厚，是唯一享受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深厚，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他一生征战沙场，却奇迹般地从未负伤，因此被人们誉为“福将”。
若不去买菜我就成‘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当时，清军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张云逸的队伍涌来，将他们逼入绝境。炸弹耗尽，战士们死伤无数，场面惨烈。无奈之下，他们接到撤出命令，但城中道口均被清军重兵把守，封锁严密，突围无望。
张云逸与几位同志商议后，决定先躲藏在一处偏僻民宅，静观时局。民宅虽简陋，却能暂避风雨。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张云逸便挎起竹篮，伪装成买菜百姓，实则暗中探察城中情况，寻找突围之路。
他穿梭在热闹的街市中，表面镇定，内心却紧张至极。他仔细观察每条街道、每个路口，试图寻找突围的希望。然而，当他满载而归，准备返回民宅时，却惊恐地发现清军已破门而入，同志们全被俘虏。就在路口，清军无情地枪杀了那些英勇战士，鲜血染红地面，惨不忍睹。
张云逸悲痛欲绝，但他深知不能冲动。他身材矮小，相貌敦实，混在人群中宛如普通百姓。清军从他身旁掠过，竟未察觉这个看似平凡的人，正是他们搜捕的要人。张云逸强忍悲痛，继续伪装。他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找到突围之路，继续革命事业。他的眼神坚定，仿佛已看到胜利的曙光在前方闪耀。
“飞马牌”香烟1942年春初，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同时兼任二师师长，于江苏盱眙黄花塘的师部召集了一次营级及以上干部的会议。会场氛围既庄重又热烈，众人就抗日斗争的局势及肩负的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结束后，张云逸并未急着离开，他留意到几位战士悄悄溜进会议室，竟从地上拾起那些被丢弃的烟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多数干部只能抽用树叶卷制的“烟”，而真正含有烟丝的烟头，往往是战场上的稀有战利品，珍贵异常。
战士们的这一行为，深深触动了张云逸。他虽不吸烟，但对战士们的艰苦生活却感同身受，心中满是疼惜。他深感作为领导者，必须更加关注干部和战士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饮食、穿着还是日常用品，都要竭尽全力去解决。
于是，张云逸召来了第二供给部的部长胡弼亮，深情且郑重地说：“我们作为领导，要时刻把干部和战士的生活放在心上，能不能想办法筹建个烟厂，解决大家的吸烟难题？”胡弼亮一听，顿时怔住了，建烟厂岂是易事，资金、设备、原料，哪一样都不是轻易能筹措到的。但张云逸却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供给部是有能力的，困难肯定有的，但我坚信你们定能尽快把烟厂办起来。”
随后，张云逸特别批准了42元淮南币作为启动资金，这在当时足以购买一口大肥猪。于是，“一口肥猪换座大烟厂”的红色佳话就这样传开了。
胡弼亮陷入了两难之地，新四军的经费使用需谨慎，这是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他明白，每一分钱都应花在关键处，更不能违背组织的规矩和纪律。这时，张云逸走了过来，语重心长地提议：“上海不仅有国营、私营企业，还有种新式的股份制企业。在这种企业里，不论身份如何都可入股，年底按股分红，既公正又合理。我们这次，不妨也试试合资办股份公司的法子。”
听了张云逸的提议，胡弼亮眼前豁然开朗，顿时有了方向。他遵照领导的指示，率先入股了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接触并学习股份制企业的运营模式。接着，他紧锣密鼓地着手新厂的筹备工作。经过多次商议和论证，建烟厂的方案终于尘埃落定。新厂定名为“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香烟品牌也确定为“飞马牌”。
“新群”寓意着根据地的群众是新型、有活力的，而“飞马”则象征着革命形势如万马奔腾，势不可当。新群烟草公司极为重视香烟的质量，竭尽所能地精益求精，因此“飞马牌”香烟的名声越来越响。当时淮南根据地的干部常被调往延安学习，他们其他东西或许可不带，但飞马香烟却是必不可少的。
‘飞马’劳苦功高1943年的深秋，张云逸前往延安参加会议。在准备行装的时候，张云逸特意从新四军自己创办的烟厂挑选了两条“飞马”牌香烟，打算带给那位同样爱好吸烟的毛主席。
终于，张云逸来到了延安。会议间隙，他找机会将这两条“飞马”牌香烟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接过香烟，眼睛一亮，随即把香烟放在鼻子上深深地闻了闻，那股特有的烟草香瞬间弥漫开来。他点上一根，只见香烟从头燃烧到底，灰烬呈灰白色，长长的烟灰稳稳地挂在烟头上，丝毫不会掉下去。烟丝金黄，粗细均匀，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加工的。
毛主席吸了一口，香味浓郁，劲头适中，既不太冲，烟味也不太柔弱，恰到好处。他满意地点点头，赞叹道：“‘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真是劳苦功高啊！”抽了一根之后，毛主席对张云逸竖起了大拇指：“你这个飞马烟真不错啊，而且还是我们新四军自己制造的，你这个工厂办得好啊！不仅解决了战士们的需要，而且还给部队挣了钱，支持了抗战，你可真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啊！”
时间转眼到了1944年，抗战即将进入反攻阶段。新四军二师的侦察员居长玉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他要到津浦路西的嘉山等地侦察敌情。居长玉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环境，开始搜集情报。
在嘉山，居长玉了解到一个有趣的情况。伪军队长陆建华是个烟鬼，爱烟如命。有一天，陆建华偶然间抽到了“飞马”牌香烟，从此便念念不忘。他甚至提出，愿意用五盒“飞马”香烟交换一套军装。这对于居长玉来说，无疑是个意外的收获。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陆建华，三天后就送来了五盒香烟，换得了一套军装。
三天后，陆建华的烟吸完了，他还想吃这不花钱的“甜头”。于是，他主动联系前些时候的牵线人，打探居长玉的下落，私下里询问还能不能以“飞马”牌香烟换衣服。居长玉一听，心里有了计较。
晚上，居长玉安排与陆建华见面。他故作随意地说：“陆队长啊，我看你那手枪挺好玩的，兄弟我也想弄一支，神气神气。这样吧，我给你一条‘飞马’牌香烟，你看怎么样？”陆建华一听，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一听说要给一条“飞马”牌香烟换枪，他满口应承，表示完全可以。就这样，居长玉用一条香烟，轻松地换回了一把手枪，为新四军又增添了一份力量。
尊重宾客，平等待人之道有一日，张云逸老先生因事务需外出，便吩咐家中的长孙去告知司机王宝禄叔叔准备车辆。那天天空湛蓝，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陆离地洒在庭院中，为这宁静的早晨增添了几分生机。
张云逸的孙子一听爷爷要出门，立刻兴冲冲地跑到门边，站在院子中央，双手拢成喇叭状，大声喊道：“王宝禄、王宝禄，爷爷要出门啦，快备车！”他的声音清脆响亮，在院子里回响，但显得有些失礼。
张云逸老先生听到后，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他快步走出门外，表情严肃。他走到孙子身边，一把抓住孙子的小手，严肃地批评道：“孩子，王叔叔和你父母是同辈，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长辈。你这样直呼王叔叔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在我们家，一直都遵循尊老爱幼的原则，对长辈要保持应有的尊敬。”
说着，张云逸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坚定地说：“今天，你必须去向王叔叔道歉，承认错误。要记住，无论在哪里，都要懂得尊重别人，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低下了头，眼里含着泪水，他知道自己错了，决定立刻去向王叔叔致歉。
严格按党员标准行事为准则1954年深秋，张云逸从青岛搬到北京，家事安排妥当后，工作人员热情地建议他让小儿子光东去著名的“八一”小学就读，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伙食都非常好。但张云逸只是淡淡一笑，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家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何必去那么远呢？让光东多和劳动人民的子女相处，这样能增进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对他的成长很有益处！”说完，张云逸把光东拉到身旁，认真地叮嘱道：“你去北池子小学报名时，表上只写你妈妈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别填了。”
光东听后，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小声地问道：“那要是别人问我爸爸是谁，在哪里工作呢？”
张云逸听后，眼里闪过一丝戏谑的光芒，幽默地回答：“这有什么难的？你就告诉他们，我爸爸‘失踪’了……哈哈。”
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1984年，正是张云逸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韦国清、张劲夫、胡立教、朱云谦、陈锐霆等新四军的老同志们，纷纷撰文纪念，深情缅怀张云逸的一生。文中提及：“在他调回军部专心任副军长之前，还特地指示二师供给部创办了飞马烟厂，这一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对敌的经济斗争，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