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作为普通群众“学习党史、军史、革命史”的生动教材，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艺术颂歌。它以一种直观而强烈的方式，展现了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那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解“过去的斗争”所蕴含的深远意义，方能更加坚定地投身于“今天”的斗争之中，这一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这部样板戏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于它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人民战争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装斗争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武装斗争”，不仅是《智取威虎山》剧情发展的主线，更是其宣传的核心所在。

周宁曾指出，《林海雪原》是“现实变成虚构”的典范，曲波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他的亲身经历；而《智取威虎山》则是“虚构变成现实”的杰作，它最初参考了《林海雪原》和北京人艺的同名话剧，并在后续的修改中不断翻版，最终成为一部深入人心的样板戏。

我们之所以认为《智取威虎山》是虚构与现实交融的产物，更是因为在样板戏的反复上演与人们的热议中，杨子荣等角色仿佛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榜样，激发了人们模仿与学习的热情。莫斯科维奇曾言，模仿欲代表了一种认同倾向以及对特定榜样的绝对依恋，它使人们与榜样更加亲近。在这样的文化仪典中，人们通过模仿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获得了“革命的”快感，一种高尚而纯粹的精神享受。此时，个人的有意识个性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融合，形成了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

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在1958年版及1964年修订版中，正面人物时常流露出个人化的情感意志。然而自1967年版起，正面人物的个性色彩被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鲜明的阶级性情感意志。反面人物方面，1958年版中他们尚能与我军斗智斗勇、平分秋色；到了1964年修订版，虽然对反面人物的过度渲染有所压缩，但仍保留了一定戏份。

可以说，自1967年版起，《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均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本质特征，男女角色也失去了性别特征上的差异。此时的人物已不再是生活中的真实个体，而是成为了不同阶级身份的扮演者。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美学原则指导下，《智取威虎山》的编创者对传统京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这种革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音乐（包括唱腔、伴奏）和舞蹈的创新；二是舞美设计（如服装、布景、灯光等）的革新。

除了《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是百看不厌之作。

“红色经典”如《红色娘子军》以其史诗般的英雄主义风格、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乐观主义的情怀，犹如一股清流，展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能够振奋人心，激发斗志，赋予人们前行的力量与乐观的心态。这背后，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正悄然发挥着作用。市场是敏锐的风向标，它总能捕捉到文艺及其他领域的最新动态，投其所好，并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创新与盈利。

《红色娘子军》等“红色经典”中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与人物，对于市场而言，是潜在的宝贵资源，它们能够弥补当代创作中英雄情怀的缺失，同时，那些按照特定英雄模式塑造的、略显单一却充满魅力的英雄形象，又成为了新的创意源泉和卖点。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中对琼花等人情感世界的细腻描绘，便是这一趋势的明证。正是那些精明的策划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中老年群体的怀旧情结，准确把握了年轻一代的审美偏好，更看到了“红色经典”深厚的艺术底蕴，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这份“红色经典”改编热打造成世纪末的精神盛宴。

芭蕾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而且在语言上融合了中国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动作语汇，在主题上直接反映了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当时的芭蕾创作是西方芭蕾与中国民族审美意识的碰撞与融合，从而产生了属于东方国度的独特审美特征，创造了中国芭蕾的传奇。在芭蕾前面加上“中国”两个字，不仅仅意味着芭蕾艺术进入了中国这片土地，更意味着芭蕾真正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

这离不开中国舞蹈人的自信与自觉。自信是舞蹈人在精神层面的一种自尊和自豪，这种自尊感驱使我们不甘于做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者，而是要用自信的态度将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到芭蕾的创作之中。同时我们也要用自觉的思维去洞悉舞蹈的发展规律，明确中国舞蹈引入芭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演于1964年的《红色娘子军》就是当时中国芭蕾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它与《白毛女》一道树立了中国芭蕾的审美标杆。这部作品的具体内容已经广为人知，在此笔者不再赘述。而是通过分析《红色娘子军》的成功要素来进一步阐述“自信与自觉”是中国芭蕾蓬勃发展的两大精神根基。

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一部深植于“革命历史题材”的芭蕾舞剧，同时也是一部标志性的“样板戏”，是在那段独特历史背景的沃土中孕育而生的。其音乐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颂扬与传播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理念，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那耀眼夺目的光辉形象。剧中，音乐与精心编排的舞蹈体裁及动作相得益彰，完美融合，展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巅峰对决与和谐统一。作为“红色经典”的典范，《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光芒、英雄主义的豪迈、乐观主义的积极、浪漫主义的情怀，以及女权主义的觉醒，深刻烙印着“革命文化”的独特印记。

而身为“十年运动文艺”与“样板戏”的双重身份，它又以“斗争哲学”为基底，巧妙构建了戏剧的矛盾冲突；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下，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兴无灭资”的指导思想下，深情表达了音乐的情感世界，无一不透露出“十年运动文化”的时代特征。从“戏剧音乐”的角度审视，《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更是戏剧性十足，通过“对比”手法引人入胜，以“主题贯穿发展”赋予其交响乐的深邃，同时保持了音乐本身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成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谈及样板戏的实际演出效果，“指路”这一幕的设计对于洪常青这一角色的塑造，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首次登场的洪常青，以一袭农民装扮惊艳亮相，其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尤其是那明亮的黄色衣裳与炯炯有神的目光，瞬间成为黑暗敌区中的一抹亮色，象征着希望与光明。在这一细节的呈现上，样板戏无疑超越了电影的表现力。深入品味样板戏中洪常青的初次登场，我们还会发现更多与电影版的微妙差异。虽然两个版本都安排了洪常青的乔装出场，但他的身份已从南洋华侨转变为农民，任务也从运送筹款变为了侦察敌情。

这一改动或许有简化剧情的考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绝非仅限于此。原作中，洪常青以南洋华侨富商的身份误入南府，这一设定充满了传奇色彩：南霸天对他的毕恭毕敬、他与南霸天的周旋、吴琼花对他情感的复杂转变，这些情节无疑为剧作增添了无尽的惊险与趣味。改变洪常青的乔装身份，意味着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将被割舍，这样的得失，舞剧的编导们自然心知肚明。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新的设定，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从两方面理解。

首先，就任务而言，改编后的洪常青肩负着侦察敌情的重任，为日后攻打南匪老巢椰林寨铺路，这一任务更贴近阶级斗争的核心主题，生动“展现了人民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其次，就身份而言，农民形象的洪常青，首次亮相便与“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形象完美契合，与敌方形成鲜明对比，既在视觉上造成冲击，又在意义上深化了主题。因此，洪常青的乔装侦察出场，不仅凸显了人民军队的强大斗争力，更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方式，让观众对他的英雄形象有了初步而深刻的印象，为整部舞剧奠定了基调，实现了多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