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仅有两万多人的巡回医疗队伍，面对广袤农村那如饥似渴的医疗需求，这支队伍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犹如杯水车薪。卫生部公布的1964年卫生人员分布数据，更是揭示了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的滞后与缺医少药的严峻现实。然而，“六·二六指示”的颁布，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着农村卫生的荒漠。卫生部门开始积极行动，不仅派出了更多的巡回医疗队，还大规模地培训起了半农半医的卫生员。时光荏苒，到了1968年，这些默默奉献的卫生员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赤脚医生。
“六·二六指示”的深远影响，并非仅仅因为它源自毛主席的号召，更在于它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深远意义。巡回医疗队如同健康的守护者，他们预防疾病、普及卫生知识，让农民少生病、不生病，从而保障了农民的健康，减轻了病痛带来的苦楚。这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更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卫生工作还被视为一场革命斗争。它不仅仅是治疗身体上的疾病，更是对旧思想、旧习惯的挑战与革除。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成为了卫生运动的重要目标。这场运动不仅是对民众身体的改造与规训，更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体验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深刻重塑。而大量的巡回医疗队，在改造农村卫生的同时，自身也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改造。正如卫生部长钱信忠所言：“我们为农民治了身体上的病，农民也为我们治了思想上的病。”
1968年9月，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这篇文章以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实践为例，生动描绘了黄钰祥、王桂珍等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感人事迹。
同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使得“赤脚医生”这一名称迅速传遍全国。这一称谓不仅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更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毛主席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了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风靡一时。而王桂珍更是被誉为“赤脚医生”的第一人，她的形象甚至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速成班结束后，王桂珍按照江镇公社的统一安排，回到了农村，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为农民们治病救疾。她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送去健康与希望。农忙时，她也毫不逊色地参加农业劳动，与社员们同甘共苦。起初，农民们对王桂珍的医术持怀疑态度，毕竟一个只学了四个月的黄毛丫头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王桂珍在村边的一块地上种下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对她给予了大力支持，专门为她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王桂珍总是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想尽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能够少花钱也能治病。她的大沟大队以种水田为主，每当农民们赤脚下田劳作时，王桂珍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
她既是医生也是农民，既治病也劳动。经常是刚从水田里上来，就被叫去给病人看病。她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泞，便赤着脚匆匆赶往病人家中。这种赤脚行医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农民们的心中，“赤脚医生”这一称呼也因此应运而生。它不仅仅是对王桂珍个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誉，更是对那个时代无数赤脚医生们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
在电影《赤脚医生》中，我们可以窥见春苗的成长历程。她在当地公社卫生院学习培训时，遭遇了种种困难与挫折。钱医生对她持怀疑态度，不让她接触针头。但好心的护士和新来的方医生却给予了她无私的帮助与鼓励。春苗在逆境中奋起直追，自学医术至深夜。她坚信自己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而红雨则在县医院接受培训时，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第一课。贫下中农石匠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旧社会的苦难与医疗的匮乏。这堂课不仅激发了红雨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政治热情，更让她深刻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虽然影片中并未详细展现红雨学习的其他内容，但从这第一课中我们不难看出，赤脚医生的培训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觉悟与政治学习。而红雨在县医院培训班的正式学习中，也一定掌握了基本的医疗技术，为日后的行医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赤脚医生的出诊，是完全不收费的。在那个年代，中国农村已经广泛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这是一项深得人心的举措。村民们只需交纳一块钱，生产队和大队再各出一块钱，便共同构成了医疗保障基金。这样的制度下，村民们看病无需再额外付费。赤脚医生们的劳动，与村里其他人的劳动一样，都是按照工分来计算的，“每个月，男性赤脚医生能计300分，女性则稍少一些，计200多分。”这种近乎免费的医疗模式，加之赤脚医生们那平易近人的形象，使得中国传统医生悬壶济世的崇高理想，在赤脚医生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赤脚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医患关系，它更像是一种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在村里，赤脚医生们受到了极高的尊重和信任。“在村里，无论男女老少，可能有人不认识干部，但绝对没有人不认识赤脚医生。”株洲市卫生局农卫科的李跃荣科长笑着回忆道，“那个时候的我，可比现在‘风光’多了。”1971年，年仅13岁的李跃荣初中一毕业，就被选送到了卫生院举办的“红医班”学习。仅仅两个月后，他便成为了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开始了他的行医之路。
丁老太，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砖塘村度过了她漫长的岁月，对“赤脚医生”这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她缓缓回忆道：“新中国成立之初，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传染病和其他疾病肆虐，而农村又缺乏医生，生病了往往无处可医。”“后来，村里成立了一个联合诊所，村民们终于有了看病的地方。”然而，偌大的村庄只有一个看病的地方，且道路崎岖难行，许多疾病诊所的医生还无法诊治，看病仍然是一件极为不便的事情。“再到后来，大概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城里来了许多医生，在村里为我们看病，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排着队去看病。”“再后来，村里建立了合作医疗站，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每年只需向医疗站交一块钱，有什么病痛就找‘赤脚医生’。”
村支书刘书记也向我们详细回忆了当年村里组建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过程。“50年代末的时候，《人民日报》《健康报》等报纸上刊登了大量关于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文章，大力宣传合作医疗的好处，毛主席也高度赞扬了合作医疗。”“当时上级下发了文件，指示大队要兴办合作医疗，并介绍了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于是，村里立即组织会议进行讨论，按照文件的精神，迅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并组建了自己的‘赤脚医生’队伍。”
村里的王爷爷提起“赤脚医生”，感慨万千：“赤脚医生真是好啊！那个时候，只要村里有人生病，赤脚医生就会立刻拎起药箱赶过去。”“因为都是村里的熟人，大家请他们看病也特别放心。”
赤脚医生与当地群众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群众们大力支持赤脚医生开展各项卫生工作。毛主席发出“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号召后，广大贫下中农在各地领导的带领下纷纷行动起来，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农村医疗事业。他们选举出信得过的、符合条件的贫下中农参加半农半医的培训，帮助卫生站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没有房子，群众们就帮忙找房子；没有桌子，群众们就一起动手做桌子；缺什么，大家就齐心协力想办法解决什么。
在对赤脚医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群众们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老贫农主动受邀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赤脚医生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医学知识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这些活动燃起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在平时的行医工作中，农民代表对赤脚医生进行监督，每月举行一次的例会报告会对表现好的进行表扬，对作风出现问题的则督促其改正。这些措施对赤脚医生养成高尚的医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