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寨村内的“好汉组”，人马壮硕，实力雄厚，他们似乎无需依赖真正的互助也能生存，相比之下，“老少组”则截然不同，他们深知，唯有团结互助，方能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这正是社会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在实践中，陈永贵，这位卓越的领导者，引领大寨人民筚路蓝缕，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道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至1949年，老少组更是创造了平均亩产169斤的辉煌纪录，同年冬天，其规模迅速扩大至49户，占据了全村户数的七成，这一成就，无疑彰显了陈永贵非凡的领导力和远见卓识。
从陈永贵毅然决然地离开好汉组，转而挑起老少组的大梁，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胆识，也是他众多非凡且成功事迹中的一抹亮色。在成立老少组之前，陈永贵虽也在与贫困和饥饿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但更多时候是依靠个人的坚韧与努力。然而，老少组的成立，不仅让他发掘了自己卓越的组织才能，更让他深刻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以及积极进取所能激发出的无穷战斗力。
这一点上，他与毛主席的思想不谋而合，都坚信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陈永贵虽仅担任大寨村的生产委员和党支部副书记，但他的才华与领导力已初露锋芒。村支书贾进才亦深感自己能力不及陈永贵，于是，在1952年，他多次向上级请辞，力荐陈永贵接任党支部书记。在贾进才的坚持下，上级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不久，陈永贵便被推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则退居副书记之位，从此，陈永贵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生涯，书写了一段传奇。
1963年8月2日至8月9日，连续八天八夜，501.5毫米的降雨量如注而下，酿成了百年难遇的洪灾。在这场灾难之后，大寨村笼罩在一片悲观与绝望之中，然而，陈永贵，这位大寨的当家人，却挺身而出，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以及“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的振奋人心口号，为村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农田基本建设，无疑是一项宏伟而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大寨农民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因地制宜，以土为基础，致力于建设海绵田。在实践中，他们创造并采用了多项先进技术：首先，治沟必先治坡，沟坡同治，方能见效；其次，闸沟打坝时，需根据水情，深扎根基，加宽加固坝体，将直坝改为弓形坝，并顺沟修建排洪渠；
再者，在旱农地区，抓住土就是抓住了水，他们成功地将“三跑田”改造成了“三保田”，即保土、保水、保肥；此外，还通过深耕、深种、深刨，加深活土层，实施秸杆还田，定向培肥土壤，建成了海绵田，为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们寸土必争，地边、地头、地墙根都充分利用，不留空闲，勤快人种的地总能比懒人多种出几分；最后，他们还将农田基本建设与植树造林相结合，这一做法在1963年大洪灾之后，变得更加自觉和普遍。
大寨农民从过去的凭经验种地，逐渐转变为依靠科学试验。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年年都有新发现，新成果。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劳动，这不仅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群众、了解土地、了解工程，还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推广了好的点子，更让他们懂得了珍惜民气民力，这也是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大寨十年间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浩大，但每年都实现了增产、增收，极大地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
然而，英雄也有迟暮时。1985年1月，陈永贵不幸患上感冒，头痛咳嗽，浑身乏力，虽服用了感冒药，但病情却日益加重，右耳根部甚至长出了一个疙瘩，身体明显消瘦。7月，北京医院为他进行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部也存在问题。经过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8月，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华国锋得知消息后，当天便赶到医院探望，安慰他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领导同志也相继前来探望，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之情。
陈永贵深知自己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便开始时常谈及后事。一次，有人提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感慨道：“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西水东调工程和国家支援的问题。当李喜慎来看望他时，他深情地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一定要把昔阳的事情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们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到这里，陈永贵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临终前，陈永贵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他渴望落叶归根，回到大寨，在那里走完自己的一生。然而，当陈明珠将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时，却遭到了拒绝。习仲勋让他在北京安心治病。陈永贵听后，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让他永远与这片土地相伴。
在陈永贵临终前的五天里，中央办公厅特意将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让他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以表敬意与哀思。
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详细回顾了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光辉事迹。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他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力推进，不仅显著增强了我国农田的灌溉效能与防涝抗旱的韧性，还为农业的持续性丰收构筑了坚实的基石。以1976年与1965年这两个全国受灾面积大致相当的年份为例，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实现了显著下降，从1965年的53.9%锐减至1976年的26.9%。具体而言，水灾成灾比例由50.3%降至31.7%，旱灾成灾比例则由59.5%大幅下降至28.6%，这一系列数据生动展现了农田水利建设在减轻自然灾害影响方面的卓越成效。
此间，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与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双管齐下，成为推动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作物产量显著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实现了从每亩98公斤到169公斤的飞跃，增产幅度高达72.4%，这一成就无疑是对农田水利建设贡献的最有力证明。
粮食总产量亦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态势，从1964年的3750亿斤，逐年攀升至1967年的4356亿斤，展现了农业生产的蓬勃活力；棉花产量同样实现了从1964年的3325多万担到1967年4707多万担的大幅增长，彰显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显著提升。粮食总产量的快速增长，从1966年的21400万吨跃升至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了7231万吨，年平均增长率稳定在2.95%，这一系列数字背后，是农田水利建设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此背景下，各类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广袤的农田，对农业生产的繁荣与粮食产量的增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正如长期奋战在水利建设一线的高级工程师徐海亮所言，第三至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水利建设高潮，“对于重塑农业经济的面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整体的抗灾能力及综合国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内，气氛热烈而庄重，169位中央委员与112位中央候补委员齐聚一堂，其中，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静静地坐在人群中，内心既有迷茫也有期待，感受着这一历史性时刻。彼时，她尚不知晓，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正以“秘密协议”和鲜红的手印，悄然开启了大包干的序幕，预示着中国农村即将踏上一条与大寨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寨模式逐渐成为过往。
然而，对于郭凤莲和大寨而言，转型之路并非坦途，历史的惯性仍在心中回响。1980年9月，一纸调令打破了郭凤莲的平静，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宣告了她的离开，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自即日起算。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郭凤莲泪流满面，但最终选择了服从党的安排，默默告别了她为之奋斗近17年的大寨。
郭凤莲离任后的次年，大寨村才开始尝试实行生产责任制，但因部分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一度回归旧路，直至1983年才正式下放自留地，比其他地方滞后了整整两年。昔日人声鼎沸的大寨，如今只剩下寂寞的风吹拂过虎头山和梯田，郭凤莲的名字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昔日的辉煌到如今的落寞，大寨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不言而喻。他们渴望郭凤莲的回归，带领他们走出困境，重焕生机。面对这样的期待，郭凤莲深知观念转变之难，但她坚信，只有观念转变，才能接纳新事物，催生新思路，找到新出路。面对大寨的现状，她冷静分析，认为思想问题才是核心，沉重的思想负担是前进的最大障碍。于是，她夜以继日地走访农户，召开各类会议，统一思想，这一工作持续了三个多月，终于让她对大寨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
1992年上半年，中央领导相继到访，为郭凤莲和大寨村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特别是田纪云副总理的访问，他不仅肯定了大寨在精神文明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方面的积极经验，还鼓励大寨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发展道路。
他提出的“用大农业观点指导农业，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之路；用经济观点指导农业，追求优质、高产、高效”的建议，为大寨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视察结束时，田纪云副总理欣然题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路子，同心协力奔小康”，这不仅是对大寨的期望，也是对所有正在探索改革之路的农村地区的鼓舞。郭凤莲说：谁说大寨不行了？只要拧成一股绳，大寨还是那个大寨！
在土改时期，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是否存在雇工剥削等标准，农村人口被细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这样的身份划分构成了集体化时期中国社会一系列仪式化运动的逻辑起点。尽管在大寨这样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地主的生活状况并不比贫下中农好多少，但土改依然明确划分了一户地主、三户富农。
集体化时期，尽管存在社会分层，但并未导致显著的社会分化，因为无论是人民公社的成立还是大寨工的推行，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抑制社会分化，共同追求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当时的大寨，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依靠工分分配生活资料，男劳力的最高工分为10分，普通村民也能获得八九分的工分，村庄内部的经济差距并不大。以1979年为例，大寨的工分价值为每天1.8元，全勤且满分工分一个月可获得54元，即便是9分工分，全勤也能获得48.6元，两者差距仅为5.4元，体现了集体化时期的经济均衡性。
然而，包产到户后，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逐渐显现。虽然从房屋的外观上难以看出明显差异，因为大寨的房屋是集体统一修建的，且年轻人大多有稳定的工作，但一旦进入屋内，村民之间的生活差距便一目了然。家具的档次、房屋的装修，乃至是否拥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都成为衡量村民经济状况的标尺。后大寨时代，村里的经济分化主要源于生计方式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型过程中，职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务农型逐渐向多元化发展，标志着大寨及类似村庄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深刻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