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当吴亮平逝世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中，给予了他崇高的评价：“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这样的评价，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是极为罕见的，它彰显了吴亮平一生的辉煌与贡献。然而，至今党内有些人对这份评价不以为然，他们对吴亮平的革命功绩了解甚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官越做越小”。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就已经被敏锐地察觉到了。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回忆道，1936年他在保安初次访问党中央和红军时，就见到了年仅26岁的吴亮平。那时的吴亮平，已经是一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更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同样如此。可是，当斯诺再次访问时，他却不知道吴亮平现在的职务，对吴亮平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

革命路上的坚定行者

1925年5月，上海滩上风起云涌，一场因日本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而引发的罢工运动，如同火山爆发般震撼了整座城市。日本资本家竟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这一事件迅速点燃了工人们的怒火，也震惊了中外。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有一位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吴亮平。当时，他担任着党中央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也就是秘书长。这个职位虽然不大，但责任却十分重大。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中央代表恽代英的特别关照。恽代英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对他进行了细心的帮助和培养，还像慈父一样关心着他的成长。

吴亮平回忆起那段时光，总是感慨万分：“我当时才17岁，代英同志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在恽代英的推荐下，8月和10月，吴亮平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并获得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宝贵机会。

这一路上，他与大他8岁的张闻天以及王稼祥、沈泽民、伍修权、孙冶方、王明等人同路。到校后，他住在张闻天和伍修权的隔壁房间。张闻天像兄长一样关心帮助他，两人从此结下了几十年的战友与上下级的情谊。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量人员退出共产党和革命阵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吴亮平却坚定地选择了加入共产党。张闻天也因与吴亮平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十分关照他，还把王明暗中打击他的情况告诉他，力所能及地保护他。

但也因为这样，吴亮平那平坦的人生之路也过早地（19岁）结束了，走上了荆棘满地的坎坷历程。他深知，选择了革命，就是选择了与艰难险阻为伴，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932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吴亮平从上海踏入了苏区的大门。他的到来，像一股清新的风，为这片热土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由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的介绍，吴亮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终于有机会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那天的会场人声鼎沸，群众们的热情如同夏日的烈阳一般炽热。当毛泽东主席走上台来，整个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只听得见主席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毛主席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最终落在了吴亮平的身上。他微笑着问：“《反杜林论》是你翻译的吗?”

吴亮平站起身，恭敬地回答：“是。”他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没想到毛主席竟然知道他的作品。毛主席点了点头，赞赏地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今天碰到你很高兴!”随后，毛主席多次请吴亮平到自己住处，一起谈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他说：“恩格斯这本书写得好，批杜林批得全面彻底，深刻有力。你译得也好，哲学篇第十一节末‘太过沉溺于杯中’这一句译得特别有味道。你的名字叫亮平，翻译用的是黎平，还是黎平好。”

吴亮平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暖洋洋的。他没想到，自己的翻译工作竟然能得到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为革命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1933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吴亮平随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开始时，他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团主任，后改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纵队秘书长。长征初期，红军因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遭受了惨重的损失。1935年1月8日，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途中，吴亮平不仅见证了红军的艰辛与伟大，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战友。其中，斯诺就是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国际友人。斯诺对吴亮平的印象是：“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是位双颊红润、春风满面的青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

《西行漫记》的出版，对共产党的对外形象影响非常大。西方国家和国统区人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红军和共产党的。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同情，还吸引了广大国统区的青年向往红军、向往陕北。后来，1937年、1938年大批青年去延安形成了一个高潮，他们都是为了追寻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毛泽东对吴亮平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把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和接待斯诺两件事连起来赞扬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把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斯诺介绍到全世界去。这样一来一往，一进一出，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应邀在马列学院讲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问题。事后，张闻天把讲稿交给吴亮平，请他编辑发表。吴亮平先把讲稿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仔细地看了文章，并给吴亮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吴亮平接到毛主席的信后，立即行动起来。他将讲稿取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他主管的中宣部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上分三次发表。接着，应各方面要求，又出了单行本。1941年冬，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党中央经过讨论，选定了20多个整风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列入党员干部必读的整风文件之一。有人猜测，这可能也是他官越做越小的原因之一。

吴亮平的一生，是革命与理论交织的一生。他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深厚的造诣，更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1946年，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下达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吴亮平作为东安地区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人，接到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他立即开始筹集粮饷，选择向导，起草布告，制定了一系列保证工商业照常营业、稳定市场、中小学复课的措施。他废寝忘食地进行着接收前的准备工作，每一个细节都亲自过问，确保万无一失。东安地区解放后，日伪残余势力嚣张，匪患严重。吴亮平深知，不彻底消灭这些残匪，群众就无法安心生活，土改支前也就无法进行。

1946年7月，东安地区迎来了土改的风潮。这片土地上，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错综复杂，急需一位有经验、有智慧的领导者来引领土改的方向。就在这时，吴亮平来到了东安，他像一缕春风，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和活力。

吴亮平一到东安，就立即投身于对当地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研究中。他深知，土改工作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马虎。他走村进屯，访贫问苦，与农民们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吴亮平对东安的阶级关系和土地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不久，土改工作团也来到了东安。吴亮平不仅向他们介绍了当年在中央苏区划分阶级成分、分配土地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还特别强调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争取或孤立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恶霸地主的方针。他与工作团领导一起研究工作安排，制定相关纪律，确保土改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吴亮平又提出了必须严格掌握政策，避免杀人太多的重要观点。他深知，土改是为了让农民们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制造仇恨和杀戮。因此，他亲自走村进屯，实事求是地剖析当地的阶级关系，指出要把那些既不从事耕种又勾结土匪与我为敌的政治经济暴发户作为打击对象。同时，他也总结土改中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运动方向，既有效防止了“左”的偏差，也避免了“夹生饭”之类问题的出现。

吴亮平对土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衷心爱戴。他始终把群众的事情挂在心上，是当地老百姓名副其实的贴心人。他坚持扎根基层，深入调查研究，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重要决策和决定极少失误。他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群众和干部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大家亲昵地称他为“吴政委”，这是对他工作的最高赞誉。

除了土改工作，吴亮平还非常关心同志们的实际困难。他团结爱护同志，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乃至婚姻大事。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装着党的事业，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1984年。这一年，奉化市区中山公园修整开放，为增加园内文化氛围，园林管理处负责人想请吴亮平为“锦屏山”题字。书信到达北京后，吴亮平十分高兴，挥笔题写了“锦屏山”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寄字的同时，他还回了信，自称书法不好，如有问题，还可重写再寄。这种谦逊的态度让人深感敬佩。

园林管理处收到题字后，当即觅地刻字。最后选定在今雨奇山阁（原上塔院）下面的一块大岩石上。每字数尺见方，字上添了红漆，鲜艳夺目，气势非凡。吴亮平的题字为锦屏山增添了一景，也让人们更加铭记这位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革命家。

1976年，吴亮平年近70岁，却感到“天亮了”，心情非常舒畅。他发挥自己在理论和经济建设上的长处，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勤奋写作一系列经济建设文章，为党中央献计献策。同时，他也为大量战友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而热情奔走。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的行动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